一杯茶的背后

15岁那年暑假，我随父亲上山开茶园。

村集体的茶园。村里在小学有一个集体性质的制茶厂，为了增加村财收入，村委会决定在小学旁的一块山坡上再开辟一块茶园。在我们那个山村，每个家庭只有有限的几亩田地，水田种水稻，干园子种番薯，收成大部分作为自家的口粮，除此，最大宗的经济作物就是茶了。

村里给每个家庭派劳力，但是出工有适当的补贴，乡亲们便纷纷投工投劳。我记得整个山坡布满了人，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分田到户”前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场景里。大家大声说笑，充满激情，个把月时间，把一个长满灌木杂草的野山坡翻出了一垄垄鲜艳的新土。从下往上看，一条山脊犹如一个巨大的红色梯子，架到云彩的边上。

那时的我并不十分明了一项经济作物对一个农业家庭的意义。对于茶的最深刻记忆，就是一阵贪玩之后，回家对着壶嘴儿一阵狂饮。壶是粗制的家常日用陶壶，每天清晨，母亲起床后，先泡这样一壶茶。她先往壶里投入一小撮茶叶，再注入滚烫的开水，盖上壶盖，放在饭桌的一角。为了方便喝茶，还在壶盖上再倒扣一个饭碗。一天里，我们渴了，就用饭碗倒出一碗，几口喝干;或者干脆双手捧起茶壶，直接对着壶嘴咕噜咕噜的灌。父亲下地干活，必须带一壶。他往地里掘下的每一锄头，是这一壶茶给他补充的力气和养分。我家没有固定的茶园，但房前屋后、田边园角随处可见野生、半野生茶树，春分一到，春风一吹，雀舌一样的芽雏儿噌噌地往上冒。清明前后，作为农妇的母亲，开始忙碌一件事，就是采茶，一个春季可以采到三四茬的茶青出售。出售之余，留了一些，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再储存起来。我家住在泉水边，我们用屋后那口清洌的山泉水冲泡母亲亲手制作的野山茶。童年时光，我喝的是一生中喝过的最好喝的茶。只是我当时不知道，这种不揉不炒、最接近自然的简易加工而成的茶叶，就是昔日受英国皇室青睐，今天渐受国人追捧的中国传统六大茶类之一的白茶。

毫无疑问，在上世纪80年代，茶青是我们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些从红色泥土里吸收养分，长出的翠绿嫩芽，在母亲的双手间舞蹈，魔幻般地变成了一张张钞票。我得以通过这一张张钞票铺成的山间小路“出走”，走出了那个小山村……

在我如今生活的茶乡，只要走到任何一个山头，满眼青翠，不是树，就是茶。茶园随着山的走势不断延伸，在人们的眼前铺展一幅幅磅礴大气的山水画卷，它们的作者是山里的茶农。当地政府为了不辜负造化赐予的这一株株“灵叶”，想尽办法让茶叶惠泽一方百姓。作为政府部门里的一分子，这些年，我目睹甚或参与了许多意在做强茶业的茶事活动。我高兴地看到，由于政府的用心和用力，茶叶正在深层次改变此地的传统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人们的社会生活，逐渐更多的围绕着茶展开，而不是酒、麻将和其他;在塑造品牌和拓展市场的过程中，以茶为纽带，茶乡与外界辽阔的世界产生越来越多的关系，这种关系不甚明朗但充满魅力——这就是一株伟大植物所能产生的传奇。水涨船高，在整体茶产业做大做强的背景下，茶农的收入也大大增加。他们用茶园的收益，完成他们人生所应当完成的事业，比如建造新房，培养子女。我相信，生长于茶山中的农家孩子，必定会在浓郁的茶香浸润中健康成长。

这才是茶乡最大的希望。

现在的我，一样喜欢喝茶。除了童年那样的牛饮，闲时，我也会像许多人一样，慢慢地泡上一杯茶，细细地品味，也会和朋友们聊一聊茶里的文化。我一直不太喜欢有些朋友把茶文化演绎得那么玄虚和繁复，作为一位从小喝着茶长大的农家子弟，我的理解，“解民生之渴”才是茶里最大的文化。造化有心，创造这样一种植物，只为造福世人。如果说，我童年喝茶，解渴是最大的需要，那么，我现在喝茶，显然还有更多的功用，比如醒脑。一杯茶能让我清醒地思考，负责任地做事。喝下一杯茶，它提醒我：如何不奢求土地的肥沃，守住脚下的一寸贫瘠，吸天地日月之精华，欣欣然地站立;如何做到即便只要一杯白水，也会释放一份清芬。

当然，面对一杯茶，还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茶的产地，比如喝 “大红袍”，会想到武夷山;喝“龙井”，会想到杭州西湖及其周围的群山;喝“太姥银针”，会想到福建福鼎那连绵不断的茶园，还有茶园里忙碌着的乡亲们的身影……

一杯茶的背后，是一个故乡。

(原载《散文选刊·下半月》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