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姥山间，大师们流连的身影

一

基本能够确认，郑樵与福鼎的关联和太姥山下潋村的杨家有关。

潋村位于太姥山东麓纱帽峰下，三面环山，面向东海。这个古老的村子后来因为明代抗倭古堡而受人关注，但它文化发展的顶峰当上推至宋代。早在北宋徽宗朝崇宁五年（1106年），潋村杨家的杨惇礼就高中进士。杨惇礼喜欢读书，却不爱当官，在连任陕、彭、泉、宿四州教授之后，到朝中转任太学博士，时以贪渎闻名的权相蔡京结党专权，他便申请退休，以后多次谢绝朝廷的重用，还没到六十岁就安居老家，所以当时的官场称杨惇礼有三奇：“有田不买，有官不做，有子不荫。”我想杨惇礼是个智慧之人，他知道人生什么最重要，不一定要当官，不需要很多田，却必须要有很多书。

就是因为有了很多书，使杨家能与郑樵结缘！

宋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藏书家郑樵，学者们称之为夹漈先生，一生淡漠功名却忧心国运，生活清苦而痴心学问，他在厨无烟火、困苦之极的莆田夹漈草堂上诵声不绝、执笔不休，聚书万卷、著书千卷，给后人留下一份精辟独到的精神财富，在我国文化史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由于北方金兵在攻破北宋京都时抢走了朝廷的三馆四库图书，所以郑樵决定以布衣学者的身份，在夹漈山为南宋朝廷著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书的大《通志》。为了得到著《通志》所需的学问，郑樵背起包袱，独自一人前往东南各地求借书读。于是，这位而立之年的青年学者，来到了长溪，并滞留于长溪授学。

关于杨家藏书之富，清曹庭栋《宋百家诗钞》录有宋人陈鉴之《东斋小集》，其中有一首《寄题长溪杨耻斋梅楼》，开头两句就是：“乃翁爱书书满楼，万轴插架堪汗牛。”此楼就是杨家先世藏书和读书之所。

与其祖父杨惇礼相比之下，杨兴宗在官场要活跃一些，明代的《八闽通志》《福宁州志》和《府志》均有的“少师事郑夹漈”的记载，而郑樵故乡所修之《兴化县志》则说的更为详尽：“先生尝教授福温之间，从游者号之夹漈弟子，而吏部杨兴宗为高第。至今后学思而仰之。”

《郑樵年谱稿》以为，郑樵流寓长溪时间，是绍兴十九年（1149年）。11年后，青年才俊杨兴宗成为杨家的第二位进士，从此进入仕途，初任迪功郎，再调铅山簿。这位有为青年敢于议论朝政，孝宗刚刚登极，他就对朝廷提出“任人太骤，弃亦骤；图事太速，变亦速”的批评。时南宋只余半壁江山，且北边金兵气焰正炽，他向朝廷提“以守为攻”之策，当时宰相汤思退主张与北边议和，托御史尹穑传话，如果见皇帝时不另提主张，就有好职位等着他，杨兴宗婉言谢绝。惹得汤思退大怒，而孝宗皇帝却欣赏他，所以得以一路升迁，任校书郎，与当年的另一位老师林光朝同行校文省殿，提拔了郑侨（郑樵从子）、蔡幼学、陈傅良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朝廷栋梁，所以“时称得人”。因为政见不合，杨兴宗最后得罪当权派，被外放地方官，先后任职于处州、温州、严州，卒于湖广提举，甚有政声。

太姥山麓潋村一带的山水真是值得流连，放眼西边，千姿百态的太姥山石营造一方仙境，近处青山如屏，绿水如琴，村前一方小平原平坦开阔，烟水氤氲。那条源出太姥山顶的蓝溪到此穿村而过，吟唱着一首古老的传奇：“每岁八月，水变蓝色。相传太姥染衣，居民候其时取水，沤蓝染布最佳。”郑樵流连溪畔，为我们留下了《蓝溪》一诗：“溪流曲曲抱清沙，此地争传太姥家。千载波纹青不改，种蓝人果未休耶？”卓剑舟《太姥山全志》载：“在蓝溪前三桥下，石壁坚融，中有一穴，形如斧凿，泉极甘冽。”是为蒙井，郑樵还写下了《蒙井》一诗：“静涵寒碧色，泻自翠微巅。品题当第一，不让惠山泉。”

诗中，郑樵正面描述了蒙井水的清冽，表达了对来自翠微之巅的井水的喜爱，除此，我们还能在清冽的井水中看出作者的影子，他以井水自比，自觉其困顿环境中的学问追求和人格修养均可无愧，而且自当精进不止，30年人生，虽无意功名，但真要比试，自信“不让”那些临安城里的学子们；只是，他志不在此，在于更宽阔辽远的所在。

太姥山水记录了一代伟人不凡的心迹。

二

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一个大人物的身影在福鼎这个偏于闽东北一隅的小邑闪现，他就是大理学家朱熹。

对福鼎来说，这不失为一个特大人文事件，这事件对后代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本身所折射出的象征意义在福鼎的人文教育史上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事件的重大缘于人物的重要，这样一位道德学问令人敬仰的大师，当权派出于政治考虑，把他的学说诬蔑为“伪学”，给予严厉的打压、禁锢。庆元二年（1196年）12月，朱熹被落职罢祠，回到了他的福建老家，并在庆元三年来到了长溪。

《福鼎县志·流寓》载：“朱熹，字元晦，绍兴十八年进士。庆元间，以禁伪学避地长溪，主杨楫家，讲学石湖观，从游者甚众。”

这是天意的安排。

闽东山水偏于东南沿海一隅，相对闭塞，为朱熹躲避祸害提供了相对安全的地点；同时，朱熹为什么选择长溪而不是别的地方，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长溪有他的学生和朋友。

这位朱熹的学生兼朋友就是杨楫。杨楫，字通老，号悦堂，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进士，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建阳考亭书院讲学时，杨楫负笈从游。与当时的杨方、杨简同为朱门高足，时号“三杨”。此“三杨”绝非浪得虚名，都是南宋颇有成就的理学家，其中杨简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创立了慈湖学派，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位置，《宋史》有传。杨楫跟随朱熹的时间较长，在理学方面造诣颇高。陆九渊有《送杨通老》、黄干有《复江西漕杨通老楫》。宋人还根据杨楫的事迹绘制《杨通老移居图》，由林希逸题诗，刘克庄题跋。钱钟书先生在《陈病树丈属题居无庐图》也提到了这个典故。可见，杨楫在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

《福鼎县志·学校》：“石湖书院，朱子讲学处，今为杨楫祠。杨爽记：‘公尝从朱文公游。文公寄迹长溪，公履赤岸迎至家，乃度其居之东，立书院。’”我们不难推测，作为朱熹昔日学生的杨楫，老师避难到了自己的县境，他的心里是多么的百味杂陈，但师徒的心是相通的，对杨楫来说，这不失为一次绝好的机会，他必须让老师的学说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对一生矢志于理学传播的朱熹来说，能有一个场所供他讲学，也是再好不过的事。

于是，庆元三年，太姥山下的潋村旁，就有了一座史上留名的书院——石湖书院。

在石湖书院讲学后不久，朱熹准备到温州访问永嘉学派的朋友陈傅良等人，取道桐山，到高国楹家作客，并在桐山龟峰一览轩做了一次讲学。

天意的安排，还不止于此。

“伪学”冤案在朱熹死后九年（1209年）得以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追赠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发布诏书，鉴于朱熹的《四书集注》“有补治道”，提倡学习《四书集注》。此后，朱熹理学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誉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正因为朱熹理学在此后中国的思想界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朱熹来福鼎的这段日子在福鼎人文教育史和理学思想史上才有可能熠熠生辉。所以，清版《福鼎县志》编撰者在《风俗》、《学校》、《理学》诸篇的开篇语中均底气十足地说：“福鼎自朱子流寓讲学，代有名儒”；“福鼎为朱子教化之地，海滨邹鲁，流风未替”；“宁郡夙号海滨邹鲁，鼎为属邑，自高杨诸君子游紫阳之门（朱熹别称“紫阳”，晚年创立紫阳书院于建阳），深得其邃，大阐宗风，名儒辈出，后先辉映。”

福鼎进士的朝代分布亦可佐证 “朱子教化”的巨大作用。清版《福鼎县志》载福鼎进士有44名，其中唐、元、清代各只有1名，而宋代有41名之多。而这其中，北宋3名，南宋则有38名；在南宋的38名进士中，杨楫之后就占了29名。虽然，由于宋朝进士的录取名额较唐代大为增加，宋时的进士“含金量”不如唐代，而且南宋都城迁到浙江杭州以后，为闽东读书人应试提供了方便；但在杨楫中进士之后的南宋100年间就出了29名进士，在福鼎这块弹丸之地，用“雨后春笋”来形容也不为过，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与“朱子教化”有很紧密的关系。郁达夫先生在散文《记闽中的风雅》中也肯定了朱子教化对福建文化兴盛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由于朱子在福建的讲学，“因而理学中的闽派，历元明清三代而不衰。前清一代，闽中科甲之盛，敌得过江苏，远超出浙江。”

此殊为不易，而绝非偶然！

三

手捧三卷《太姥山志》，相比谢肇淛，真应该为自己长居名山之下而无半纸名山之文而感到汗颜。

谢肇淛一生热衷于游历四方名山，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无数名山胜水，所到之处均留有登临怀古、状景抒情的文字，同时，还锐意搜罗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也许正因为谢公有如此雅好和用心，所以当时的福宁知州胡尔慥，因“一再登是山……归而读是山旧志，寥落不称，为之慨叹”，于是心中谋划，欲邀约“才高八斗，癖嗜五岳”的“余师谢司马”能够“辱而临之”。他设想：“今太姥既擅神皋，而复得司马为之阐绎，是当不朽矣。”

在胡尔慥的再三邀约之下，明万历己酉(1609年)正月的最后一天，谢肇淛抵达长溪。但苦于淫雨连旬，一直到二月十五日，稍霁，出城（指福宁州城，即今霞浦县城）欲游太姥，可又雨作，踉跄而归。十九日终于转晴，他带着好友宁德崔世召和莆田周乔卿，过台州岭、湖坪，当晚宿杨家溪；翌日度钱王岭，到三佛塔，郡幕张宪周追至，四人结伴而行，上头陀岭，到了玉湖庵，下午游了国兴寺遗址后，折回到玉湖庵过夜；二十一日，他们先后游览了一片瓦、观音洞、坠星洞、小岩洞、石天门、滴水洞、一线天、龙井、摩霄庵、摩尼宫、石船，夜宿梦堂；上山第三天，他们过望仙桥，访天源庵、圆潭庵，达白箬庵，到罗汉洞，至金峰庵、叠石庵，傍晚取道蒋洋回霞浦。

考谢肇淛等人游山路径及时间，三天两夜，在山僧如庆的陪同指引下，几乎游遍太姥的重要景点，可谓一次深入而细致的考察，真正意义上的“用心”之旅。叹今人之游太姥，一、二个小时走马观花，如何细细领略太姥“苞奇孕怪”之精妙！

游览之中，谢公不禁被太姥“岩壑之胜甲天下”所叹服，高度评价太姥山的奇美风光：“吾闽山川之奇，指不胜偻。武夷、九鲤以孔道著；越王、九仙、石鼓以会城著；独太姥苞奇孕怪，冠于数者。”没有辜负胡知州的期盼，谢公果然在感叹太姥胜景“所闻之非夸”的同时，为其“鹤岭碍云，鸾渡稽天，即有胜情，徒付梦想”而惋惜，针对太姥山“考之古今记载，何廖廖也”的状况，“乃为掇拾传秉，而益以所睹记，裒为志略”，编撰了三卷《太姥山志》，交由州守胡尔慥镌刻出版。

《太姥山志》上卷为景点、名胜的介绍；中卷为有关太姥山的记游文章和序、启、碑文等；下卷为诗。太姥山志的编修，始于万历乙未州守史起钦编成的《太姥图志》一卷，由于该书缺略不称，因此，谢肇淛的《太姥山志》三卷，便成为较早的对太姥胜景进行全面阐绎的志书。诚如他的好友崔世召赞叹的那样：“先生摇笔亦太横矣！……兹志传千载而下，风华映人，当与太姥争奇矣！”

令人惊叹和佩服的是，谢肇淛留连太姥山三天两夜里，熟记太姥景点及其主要特征，给我们奉献了一部沉甸甸的《太姥山志》外，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篇游记、一篇碑记和21首诗，这些作品集中而全面地表现了谢肇淛游太姥山的经历和感受。

也许正是此次与山僧如庆的共同游历而结下了友谊，应如庆之请，不久之后，谢公又撰写了《岩洞庵置香灯田碑记》，记述了因岩洞庵“栖泊之艰”，向知州胡尔慥请求“派田若干亩存庵饭僧，以供游客”一事。碑文说，“吾闽之有寺，鲜无田能悠久”，太姥山“肇基最古”，但离城镇较远，无田可以饭僧，僧日贫，而游人也日少，因而极力建议为岩洞庵派田。胡尔慥划拨田亩，“已给券付僧掌管”，于是，谢公为岩洞庵撰此碑文，寄以岩洞庵乃至太姥山“福田播种，处处萌芽，金粟生香，在在敷实”的殷切期盼和良好祝愿。

不止太姥山，谢肇淛似乎对整个闽东都倾注了他的热情和才华，万历三十七年初春的长溪之游，历时两个多月，除《太姥山志》，他还奉献了《支提山志》四卷和《长溪琐语》二卷，为闽东不可多得的地方史志和文史杂记，诚可谓“藏诸名山”之作 。

太姥山间，那些大师们的身影渐渐远去，淡入历史的烟尘，但福鼎这块土地，因此便有了丝丝缕缕的清气和书香，弥漫在我们的周围，温暖着走向未来的日子。

（原载《福建文学》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