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何处

2011年9月中旬，胃癌晚期的大伯父在县人民医院住院近一个月后，医生建议他回家。

回家就是等死，但大伯父其实很早以前就没有了“家”。回到哪里？成了难题。

我的堂姐和早年入赘的堂姐夫想让大伯父回到我们的老家。

老家地处闽浙两省交界，这个半山腰的小村落依浙江地界而建，面朝福建海域，连绵百多户人家，最多时有500人口。清乾隆年间，我们的祖上为了开垦新的耕作园地，从“人多地少”的浙江温州平阳县的一个小山村迁居到这里，繁衍生息，世代务农为业。生于民国27年（1938年）的大伯父是老家的第8代子孙，大伯父后来有了7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解放前后，以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四十年时光里，大伯父帮助我的爷爷奶奶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当年，爷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之后，必须完成的最大一个任务就是为每个儿子建一座房子，这是每个农村男人的人生大课。在没有计划生育的那个年代的农村，生孩子容易，要养活这么一大帮人，显然已不大可能。除了8岁时就夭折的我四叔，排行第三的我父亲，以及我的四叔、五叔、七叔，送人的送人，过房的过房，所以还好，爷爷只要为余下的老大、老二、老六建房即可。

3座房子外墙石构，内部木构。山上遍布青石，请石匠略作加工，只要有力气，挑回即可垒砌；能充当柱子和房梁的木材就要到邻县的泰顺购买，当时交通不发达，当然也没有能力支付运输费用，爷爷和大伯父两人一人一头从泰顺扛着回家。大伯父生前不止一次跟我们说过跟爷爷到泰顺扛木头的事，叙述中有太多的辛酸和艰难，当然还有许多自豪。

我要用多强的想象力，才能体会这一代农民的坚韧？你想想啊，我们那个村子到泰顺将近200公里的路程，现在二级公路开车还得3个多小时，两个人扛着一根木材，要多少时间才能走到啊？要拐过多少个弯，上过多少个坡，才能到达啊？那些粗壮的木材，一头压在大伯父的肩上，一头压在爷爷的肩上，爷爷流了多少汗，18岁的大伯父又流了多少泪啊？况且，建3座2层房子，那要多少根木头啊！

房子终于建成，20岁的大伯父在新房子里迎娶我的大伯母。

温州地区人多地少，平原地带已经人满为患，后来的移民只能在山间寻找开垦的所在。他们先在朴素风水学的指导下选择山间的某一处，安下家之后，就在房前屋后开垦田园。山地往往土石混杂，他们用锄头和铁锹翻开新土，捡拾土里的石块垒砌田埂，引来山水浇灌土地，建筑一坵坵的田园，对它们进行精耕细作，生产粮食养活家口。

故乡是灵魂的圣地。对于这块土地，这个村子，我的上上辈人、上一辈人就是这样倾注了所有的感情，他们用心血来浇筑家园，使之不断丰富、生动，以致精彩。

我现在回忆童年的村子，那是一个充满诗情的乐园，即便物质生活不是富有，但精神的快乐无与伦比。各种各样的树、叫不尽名字的草、四季轮流开放的花儿，清甜的空气、清脆的鸟鸣、淘气的松鼠，这些构成了我山居童年的基本基调，其实也在消解大人们劳动带来的艰辛、物质生活的困顿。不管白天劳作多么辛苦，晚上大家都会聚集到哪一处，夏天在院子里、山岗上，纳凉、聊天，冬天在某一个小店铺里，打打牌，喝喝小酒……如今，生活在城市的我们，匆匆忙忙、风风火火、忙忙碌碌，突然有一天，蓦然回首，无意间瞥见山间的某一处，灯火阑珊处，有几张最质朴的面孔，过着他们最真实的生活，我们定会怦然心动。但这样的场景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

不知哪一天开始，这种生活被逐渐瓦解，我的故乡在渐渐沦陷，以至于完全沦陷。

沦陷于城镇化的大潮中。

20年前，我考取外省的高校时，村里还是非常热闹的，左邻右舍一家一户给我送鸡蛋表示祝贺，收了许多。我毕业后就正式离开了故乡。5年之内，我的弟弟、妹妹相继离开村子，来到了我工作的所在集镇，后来，我们就在集镇建了房子，父母亲正式脱离土地，来到集镇和我们共同生活。

就像我家一样，20年间，乡亲们以各种不同情况从故乡撤退，整个村子以非常快的速度走向溃亡。最早一批离开故乡的是像我一样的外出求学读书的人，随后是差不多年龄但没有读书的，或打工，或开店。年轻人一旦出走，就不可能回到村子，一旦在某个地方站稳脚跟，他们的家人随即到来。村子就像一个溃堤的水库，乡亲们就像水库里的鱼儿，被裹挟其中，身不由己。离开，是他们别无选择的选择。我堂姐一家也大约在15年前搬离村子，到了县城郊区租地种菜。两位老人长久地放在日渐荒凉的老家，他们不放心，于是，在自己离开5年之后，把两位老人接到身边。

他们虽然从一块土地到了另一块土地，但离根的阵痛依然强烈。父亲告诉我，刚离开村子那阵子，他想“家”都快想疯了，翻江倒海的想，有一次终于克制不了，瞬间放下手中的活儿，一口气跑到老家，在老房子前呆呆的坐了良久，心里才平静了回来。这种心情，我估计大伯父也一样。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们一样在城镇建房子。大部分移居城镇的移民并无能力承受日渐抬高的房价。大伯父和我堂姐一家就在租来的菜地旁边搭一个草寮。我后来发现，大部分在城市郊区种菜的乡亲们，草寮是他们的第一代“住房”。更为糟糕的是，10多年来，本就低贱的菜价起起伏伏，而高昂的房价却一路飙升。用种菜的收益为自己在城里买房的愿望，属于天方夜谭，第一代移民根本难以实现。堂姐一家在蚊蝇肆虐、鼠蛇出没的草寮居住多年以后，在郊区租了一座老房子，条件算是略有改善。

邻居们都互相善待，但堂姐的顾虑不无道理，大伯父来日无多，如果回到了租住的房子里，在别人的房子里辞世，主人是忌讳的，过不了房子的主人这一关。然而这种顾虑已无力抵挡残酷的既成现实，那就是，大伯父不回租来的房子里，回到哪儿？

老家已无家！

搬离老家以后，我们的房子破败的非常之快。有一天，我回老家看到，那些爷爷和大伯父含辛茹苦从泰顺扛回来的栋梁，已腐朽不堪，匍匐在地上，蚂蚁吃空了坚实的木质，只剩松软的外皮。连坚固的石头墙也倒塌了。野藤到处伸展，爬满了整个厝基，一派荒凉。

这荒凉总还是可以怀旧的，比如我父亲，时不时还会跑来坐坐，看看这里的草木，摸摸这里的石头，有助于消解他依然浓烈的思乡情怀。

可村里有的老厝却连厝基也无存了。

听说是缘于一场“移民”政策，和土地交易有关。大规模的自发移民潮过后，农村空下了许多房子，也空下了许多的村子和土地；但是，城市里愈演愈烈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土地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在服从国家“占补平衡”耕地保护的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为了在城市开发更多的土地，就用农村的“剩余”土地来补偿，农村的耕地理论上不能占用，所以有人瞄上了这些大量的老房子、废厝基。于是，推土机开进了村子，坚硬而冰冷的铲子伸向这些原住民曾经用生命的养分滋润的家园，把它们夷为平地，进行土地丈量，算作城市里被占用耕地的“补偿”。

整平之后的厝基，瓦砾和新土混杂，远看像极了一块块血肉模糊的老皮肤，触目惊心。

他们给村民的好处是每个人口2000元钱的补偿金，这也许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更多的村民在反对，拒绝接受这笔钱。

于是，村口还有一座半成新的空房子没有被推倒。堂姐夫说服原主人，花1800元钱买下了它，他要在这里，也只能在这里，为即将辞世的大伯父办一场较为体面的丧事，最后送大伯父一程。

丧事还是要办。村子虽已经消亡，但几百年间形成的民俗文化、伦理观念仍在做最后的挣扎，它们将稍微长久一点地存在于乡亲们心中，推土机一时半会儿难以根除——即便它最终仍免不了土崩瓦解的命运。

离开医院半个多月后，大伯父在病痛之中走完了他73岁的人生旅程——在城郊租住的房子里（感谢房子主人和邻居们的宽容和理解），过后3天，亲人们护送着他的骨灰回到了老家，在临时买来的，其实依然是别人的房子里办了丧事。随后，大伯父的骨灰安葬在我们老家的坟墓。

那一天，当七叔把大伯父的骨灰盒放进墓圹之后，封上最后一块砖头时，我积蓄多时的悲怆爆发，泪水夺眶而出。

坟墓是爷爷在世时主持建造的，它将是我们各位子孙“百年之后”的聚居地，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走得多远，骨灰将回到这里，回到爷爷奶奶的目光之中。我不得不叹服并感谢爷爷的先见之明，如果没有这个坟墓，我们辞世之后的灵魂还得继续漂泊，无所归依。

若干年后，这也许是我和沦陷之后的故乡的唯一牵连。

（原载《散文选刊·下半月》2014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