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表与支提山

 那罗岩碑志

宁德网（林 峰 文/图）最近读韩国《茶的世界》发行人崔锡焕先生的《考察元表大师的茶脉》一文，深有感触。此文是崔锡焕先生为元表法师传播支提茶至新罗国所撰，呈现了宁德支提山茶与韩国伽智山茶之间的渊源，不乏为中国茶文化与韩国对外交流的又一佐证。文中所提的一些地名及茶脉，犹如一个个探寻支提山、支提茶及后来发扬成天山茶的历史文化的密码。启发之下，提笔阐述元表法师与支提山的渊源关系，或能作为崔锡焕先生此文的补录侧记。

西域的月氏国

根据有文字可考的史料，佛法是在东汉明帝时由印度传入中国的。韩愈在他的《谏迎佛骨表》中，写得十分清楚：“汉明帝时，始有佛法。”佛教发展又大致分南北两路进展。北路经西域入中国，南路则在锡兰繁荣。由北路发展的佛教，使得中国与印度有着深深的紧密关系，这其中是以“西域”为媒介。

所以，“西域”是十分重要的地域，之所以能起到“媒介”作用的缘由至少有两点依据，其一，地理相邻。在佛法传承到中国的交通中，西域是有文字已考证发生佛法传承的地点。朱士行所著的《经录》称：“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此事就是说，西域的一些僧人带佛经来咸阳，想把佛经送给秦始皇，但他却把他们投进牢里。其二，西域与印度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大月氏人侵入印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梁启超先生在他的《佛教与西域》文中评价为“最要关键”。也就是说，西域与印度的关系是大月氏人产生的。那么，大月氏人，是哪些人呢?后来又发展到哪里呢?

他们原本居住在“敦煌祁连间”，后被匈奴所破，一直迁往西北，直到“布哈尔”，南与新疆接壤。在休养生息之后，南下，占领了帕米尔高原及阿富汗，迁都至今天的北印度克什米尔。再之后，中国与月氏，有着“汉武帝使张骞往大夏”和“传译佛经”的脉络，也是介于如此的地理与历史关系。

梁启超在考证西域的姓氏中认为，大月氏的“氏”，读为“支”，即月支。而崔锡焕先生《考察元表大师的茶脉》考证韩国宝林寺文中说，元表在月支国首创伽智山宝林寺。这里提到“月支国”的地理位置，应是清晰地点出了历史传承的意蕴。当然，佛法由西域间接输入中国的这个“西域”之地，不仅有月支(月氏)人，还有以安为姓者的安息人，以康为姓者的康居人，以竺为姓者的天竺人。

回溯西域，对元表法师最终来支提是一个地域的“交聚点”。为什么如此评价呢?我们看看《大藏经》卷三十《高僧传》中记载：释元表，本三韩人也。天宝中来游华士，仍经西域礼圣迹，于心王菩萨指示支提山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很明显，元表是经北路“西域”进入中国的。地方史料《支提寺志》进而记录说：元表法师，高丽僧也。则天朝居那罗岩，以榈木函盛《华严经》，朝夕俸诵。这就是说，元表法师是韩国人，他到西域朝拜时，遇到心王菩萨指引说，东震旦国(即中国)有山名为“支提”，已有天冠菩萨与其眷属一千人，常俱说法。

元表从西域进入中国，经心王菩萨指点，直奔“支提”。

由此仅从地理上说，是可信的。

元表“负经”赴支提?

西域旅途的艰辛，大抵从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印度之交通》一文考证可知。择其扼要，穿越西域，艰辛大致有三关。

第一关是流沙。法显高僧在他的《佛国记》中，真实记录下西域的这个地理灾害。“沙河中多热风，遇则无全。”慧立的《慈恩传》中说“四顾茫然，人马俱绝。”

第二关是度岭。“山路艰危，壁立千仞。”

第三关是过雪山。从历届西域求学的高僧记录中，指的是帕米尔东界的雪山。《佛国记》说：“山冬夏积雪……大寒暴起，人皆噤战。”

当然，无论从何种路途进出往返于中国印度，都是今天不可想象的艰辛。这些高僧千辛万苦、源源不断穿越西域，大抵有两个方面目的：一是在学问上力求真谛，二是在宗教上悲悯众生，以求精神慰藉。

对此，我们认为，元表在西域“转折”入支提山，更多的原因是孜孜不倦的求学之旨。因为有一点我们不可忽略——元表背负《华严经》。或者，我们这样下断言，唐则天朝(684—704年)元表背负《华严经》来寻支提寺，目的为礼拜天冠菩萨，参学更高的《华严经》佛法教意。

为此，我们要简单了解那时佛法传承的历史背景。从历史的观点来说，除南亚的缅甸与泰国，远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已有初期小乘佛教的传入，其余东方各国，均由中国传入佛教。我们查阅韩国的佛教史况得知，中韩民间佛教早有往来。以南怀瑾的《中国佛教发展史略》记述为证：在晋代，前秦的苻坚派遣沙门顺道法师，送去一批佛像经文，时高句丽王小兽林接受信奉，并创建了肖门寺，居奉顺道法师。这是佛教最初输入高丽国。此后，由东晋跨越到唐朝武则天时代，新罗国灭高句丽、百济两国，统一了朝鲜。到唐玄宗时代，新罗被灭，复称高丽。而那时唐末，经五代变化的中国佛教，受政治影响而消退。高丽国却承前启后，大兴佛教。

唐朝早有金·乔觉第二次进入中国、最后选择在九华山的佛家记录，更有“丝绸之路”开辟璀璨的中西文化交流之路。元表法师步其后尘，并为中韩佛教交流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支提寺志》中介绍了元表寻支提的原因，“表曰：我尝游西域，遇心王菩萨授我是经，并示东震旦土支提山者，乃天冠菩萨住处，可觅其所，故负经至此，去兹二十里那伽龙潭是其地也。”又说：“遂以经授白，腾空而去。”我们知道，从元表负经到宋代初期授经于元白，前后历时260多年，这显然有神话功效。元表法师最终去处在哪里呢?我曾采访辟支寺住持，得到的回答正如《支提寺志》所述，一是元表授《华严经》于元白后圆寂;一是元表到天冠菩萨道场支提参学修行后，回新罗。我们以《大宋高僧传》为准，里面写到“既返新罗，复倡修名刹迦智山寺。”

在崔锡焕先生一文考察中，也得出元表法师回到韩国，并带去中国支提山茶。值得注意的是，支提有缘获存《华严经》，是与元表法师息息相关的。

会昌法难的前后

“大方广者，所证法也。佛华严者，能证人也。”《华严经》是大方世界所证之法，是华严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故得名。华严宗为中国自创的宗派。在唐玄奘天竺取经后，立“法相宗”，也称为“唯识宗”。之后，印度佛法研究进入一个鼎盛时期。而后在“十地宗”(华严宗的前身)成立，华严的研究进入旺盛阶段，唐法藏(643—712年)与他人合作，重新翻译《华严》，并立“华严宗”，标志了自创一派。

因武则天尊法藏为“贤首大师”，故又称“贤首宗”。由于武则天的支持，华严宗在全国大为流行，福建亦不例外。据《三山志》载：福州鼓山“建中四年(783年)，龙见于山之灵源洞，从事裴胃曰：‘神物所蛹，宜寺以镇之’，后有僧灵娇诛茅为台，诵《华严经》，龙不为害，因号‘华严台’”。《鼓山志》载，灵娇入山“诵《华严》于潭之旁，龙出听法，遂移去，因奏建华严寺”。我们以为，“华严台”与“华严寺”，二者仅仅是名称不同，实则一也。但从名称的差异中可看出其规模不大。会昌法难中，华严寺沦为废墟。

所以，元表法师为何要背负《华严经》来中国支提，而不是去印度，而不是背负其他经书呢?这是有历史根源的。如果用一句话来阐释，那就是华严，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佛教输入之后，经过融合和化解，已浸成中国的佛教。元表必须为此要来“寻根”。

“华严”的发展追溯到隋唐时代，那时是中国佛教的建设期。“华严”最终与“法相”“天台”盛行于唐，被称为“教下三家”。换一句话说，“华严”由中国发展创立的，又盛行一代，是“根”，是中国重要的佛法之一。但这只是其一方面。

我们已考证了在唐朝武则天时代，入大唐的求法者胜多。其中在朝鲜佛教举足轻重的高僧元晓，义湘和圆测，在朝鲜弘传佛经华严宗旨，被称为朝鲜的华严教。但元晓来唐未果，义湘亦来唐参谒中国华严宗二祖智俨，返国后著有《华严一乘法界图》，大力弘传华严宗，为创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华严宗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会昌法难，华严等佛教宗派在中国几乎走向末路，而韩国大兴佛教。

所以南怀瑾称，当时的中国佛教著作，如天台章疏、华严经论，都靠高丽传归国内。这是其二。

就僧人而言，史籍记载中有法名可考的，元表法师则居其一，而关于元表来支提山的年代记载虽有出入，但元表在唐代时期到支提山石室修持《华严经》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在元表传归《华严经》以及影响他最终去向的轨迹中，不能不提到佛教史上的“会昌法难”。《大藏经》载，“于时会昌搜毁，表收经以华榈木函盛，深藏石室中。”这里提到的“会昌”，则指会昌法难。

会昌法难。指唐武宗会昌年中所引起的废佛事件。唐武宗李炎素信道教，即帝位后，于会昌五年下诏强制僧尼还俗务农，又毁天下佛寺，其钟、磬、铜像等皆铸铜钱。六年三月帝因病崩，宣宗即位，大中元年(847年)三月，复天下之佛寺，世称武宗毁释为会昌法难。

通过查找佛教史料，我们揣测：由于会昌法难事件的发生，元表不得不背负《华严经》，逃命到霍童支提山，栖身洞穴，藏经石窟。据《支提寺图志》点校者认为，经书传世有两种说法：一是保福寺慧泽禅师素闻往事，率信士迎《华严经》于甘露寺都尉院;一是传说有樵夫偶然发现石窟藏经，“闻岩中梵音清澈”，遂告元白法师。元白法师因此前往查看，于同去的高僧慧平、慧泽迎经回甘露寺供养，纸墨如新，而后进献吴越王钱叔。吴越王钱叔宣问杭州灵隐寺了悟禅师，了悟禅师回禀说：“臣少游闽至第一洞天，父老相传有菩萨止住，时现天灯照耀，宝磬鸣空，知是天冠说法地也。”由此看来，第一洞天支提山史有天冠说法道场之称。而后，了悟禅师南下霍童。在了悟禅师夜听支提山中钟声梵音，寻声而去，至大童峰畔迷路，忽来白猿引路前导，看众林“化林为寺”。次日，却只闻潭水深深，不见昨日殿宇。了悟禅师实为骇异，还报吴越王，吴越王大惊，遂委命了悟就地开山建寺，前“华严”，后“华藏”。华藏寺初名“华严寺”，因《华严经》而得名，了悟禅师也因此成为开山祖师。

《支提行》有诗颂：方广华严千载述，那罗仿佛化成林，贝叶函中看佛日，佛日无尽山无穷。不论元表法师最终回归何处，而今在霍童支提山，在韩国的教科书中，都依然记载着这位跨国参学为大方世界证法的，历经磨难的高僧——元表法师。

支提茶与元表

唐代有腊面贡茶;宋代闻“支提佳茗”。之后，宋代号称“天下第一山”支提寺建立后，产制的“支提茶”，成为了后来“天山茶”的前身。从中可窥视支提茶的历史脉络。

商周时期。商周时期，丹丘子、霍桐真人曾在天山茶区一带修炼，以茶为保健。施舟人考证天下第一洞天，他认为至少有两种原因使得霍童山成为“天下第一”：珍贵草药马箭、五色灵芝。所以宋代，支提产紫灵芝15株一事被写进县志。我们知道，在中国道家的世界里，核心始终离不开“天人合一”的自然宗旨，由此而树立了中国茶道的灵魂;而在佛教禅宗，则强调了“禅茶一味”，以茶助禅，以茶礼佛。

东汉时期。东汉末年，江苏句容的道人左慈选择霍童山修炼，这在《支提山图志》中描述归结为“较为便捷”，那是因为其交通是通过水路到达的。还有一个原因是霍童山“隐秘”和“安静”，是一个适合达到“天人合一”的修炼之境。更为重要的是，左慈的门生，后来鼎鼎有名的内丹派创始者之一的葛玄追随而来。以清乾隆《宁德县志》为证：葛仙峰，在二十都(今天山茶区西乡虎贝一带)。“葛仙翁，常炼丹于霍童峰，数年不出，今葛仙岩有丹灶遗址。岩前有潭，名葛陂龙湫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点到霍童山的水质。我们在《支提山图志》中，找到霍童山的水质的神奇记录，大抵是说，饮潭中的水，有轻身解饿之功效。此传闻引来福州府官员，贸然前来却数次遭遇特大暴雨，于是令人取水至福州府，却不知此仙水离山，则臭。令人读之愈感神秘。

葛玄来后，引来他的门生——能“内见五脏”的郑思远等人。此后，诸多道家诸伯玉、司马承祯等前来。也正因为司马承祯来过，所以他受皇帝之命册封天下名山时，把霍童山列为“天下第一山”的辉煌之举。众多道家在霍童山，他们说茶是“仙草”“草中英”，是因为“茶是南方之嘉木”，为大自然恩赐的“珍木灵芽”，是与灵芝等食用途径一样，适合人由“草”而融入自然的一个重要途径。

明万历年间。明万历《宁德县志》直接说，“茶——西路各乡多有，支提尤佳。”明广西布政司、长乐人谢肇淛在他的《五杂俎》写道：“闽方山、太姥、支提俱产佳茗”，进一步证实了支提茶的质地。

元表来支提山时，至少比唐乾元二年早。那么，在乾元二年前后的支提茶，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我们在上述明谢肇淛记录历史中，试图从家谱传承中追溯而上。唐广明元年(880年)时，入闽的周姓中原人有一支进入了宁德天山山脉的洋中一带，他们来自河南光州固始县，那里早有产茶制茶的技艺。为此，唐陆羽《茶经》就有称为上品的“光州茶”的记载。

更有辉煌记录的要指“腊面贡茶”，这也是发生在唐时。《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福州贡腊面贡茶。盖建安末产以前也，今古田、长溪县近建宁界亦能采造。”即便到了唐末，《福建名茶·天山绿茶》记载：“在唐朝(907年前后)中，天山一带便有种茶……”是因为天山山脉的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都较为独特。当然，后来宁德县、蕉城区茶叶局等陆续在虎贝姑娘坪一带发现了野生茶树种。后续又发现若干野生茶树群，现存直径达48厘米的大茶树树桩，高达10米，成为福建现存野生茶最多的茶区。这无疑是一个有力的物证。安徽农业大学庄晚芳教授研究认为“有野生茶树的地方，可能是原产地，也可能是原产地的边缘”。他多年在对福建、宁德地理、古地质构造、岩性特点、地形、野生茶树、品种变异等方面研究，提出了宁德县、武夷山等地，是中国茶树物种起源的同源“演化区域”的观点。

那么，如此多的证据下，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支提茶发生发展的背景下，加以元表法师为佛家高僧，无论是他的修炼，还是他的日常生活自然都离不开支提茶这一天赐的佳宝。有幸的是，崔锡焕到那罗岩寺院考察，发现了寺院《唐新罗国高僧元表大师行迹碑》上刻着“元表大师携带禅与茶回到新罗创立了名山迦智山寺”，并由此赞扬元表大师为“福建茶史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