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宰相王安石

说起王安石，我们几乎都知道他是一个改革派人物，读过他文章的更知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而且，他做为一名从基层到中央的文官，他的经历和他的所做所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一章里，我觉得不妨收起油腔滑调，认真地探讨一下他的成功和失败的根源。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他写过不少传世的经典。如《游褒禅山记》、《答司马谏议书》等。他的诗歌，对他的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他的词存世约二十余首，语言朴实，以气势取胜，一改五代的浮华柔靡习气。比如他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大气磅礴，被誉为咏古绝唱：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绪。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从文学的角度看，王安石是成功的，他在诗、文、词上都有杰出的成就，有力推动了诗文革新运动，对扫除五代和宋初的浮华余风，他的贡献不可小视。古人说过，文如其人。王安石的传世文章，多是政论，即使是抒发情感的诗词、散文，也被他加上浓浓的哲理，从而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刻板、严谨的古代官僚形象。应该说，纵观王安石的一生，他是一个真正的长者，政治抱负十分远大，是一位值得我们现在的许多政治家敬重的历史人物。

再来看一下王安石在政治上的表现。他留名千古的原因，除了诗文，更重要的是他的变法。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他因此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因此，我们就从他的变法说开始吧。

王安石变法的的内容，概括地说，无非是富国强兵两项。我们先分析富国。方田均税法、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等，归根到底，只是国家、地主、农民之间的利益调整问题。其实我们用最简单的道理分析，在相对静止的时间内，财富都是守恒的，所以，通过实行一些政策在短期内产生的所谓“富国”的结果，也就是财富从民间、从地主阶级部分转移到中央政府而已。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是可以被创造的，但是新创造财富离不开原始的资本，要充分各方面的利益均衡，才能调动积极性，而变法过程中在这方面的考虑恰恰十分稀缺，短期行为较多，造成了许多消极的不良后果。再说强兵。变法对涉及强兵的条款有保甲法和保马法等。在宋一朝，武将的地位低下，士兵的素质也是差劲得很，不仅差，而且数量多，每年的军晌花费还很可观。保甲法的推行，对于节约军费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归根到底还是从钱的方面考虑，保马法也大致如此。至于兵的素质，该怎样还怎样，仍然没什么改观。因此，少年皇帝宋神宗和宰相王安石合伙搞的这个变法，由于没有长远的思考，宣传不足、对困难考虑足，太急于见成效、方法太简单，被认为仅仅是为了敛财，客观上说，也不无道理。

当然，王安石并不是一个和绅一样的人物，史书中对他的清廉也是推许的。王安石做为一个正统的儒教传人，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道在手在心，他本人的人品，即便是当时反对新法的政敌也觉得值得推崇。新法之所以失败，从王安石本人的原因考虑，我以为，主要有三点。

一是败在太急。苏轼《上皇帝书》里就说过，“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就是为了充实国库，宋神宗和王安石一个是年少冲动，急于求成，一个是因为反对者林立，急于拿出成果堵住他们的嘴，因此一个法令接着一个法令地颁发，根本就没有搞过试验区，一下子就大面积地铺开，结果当然是利与弊同时并行。其实，如果真象苏轼建议的“徐徐图之”，一件一件成熟了再办，我想变法不会那么快失败。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是实权在握的人群，相互纠缠勾结，只靠改革不仅没办法撼动他们的利益基石，而且还有可能危及改革者自身。这么多违背他们利益的法令一古脑儿端出来，这些人当然象炸了窝的马蜂，非蛰死你不可。但是很遗憾，王安石没有看到这一点。

二是败在太直。王安石不是个政客，至少不能算是个阴谋家。在他当政的时代，他并没有用手腕拉拢亲信打击异己，以为大家都象他那么简单，只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共事。因此他虽然大权在握，但是任凭台谏官自由议论，大有“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自负。相比于比晚他若干年的秦桧，在操纵言官这回事上，他显得太坦荡。俗话说，谎言说了一百次便是真理，当一个人有太多反对声音的时候，一次两次也许可以被忽略，但一直不绝于耳的反对声浪，众口烁金在所难免。变法直接损害了当权王公贵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愤懑可想而知，由于变法实际上是宋神宗支持并促成的，对于皇帝，这些人不好责难，王安石这么一个学术派的官员自然成了最好的出气筒。尽管他名义上是宰执，但是他在并不掌握话语权，这是一个十分致命的问题。遗憾的是，他也没有看到这一点。

三是败在太轻信。王安石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他来说，不是对就是错，是非似乎是黑白分明。而当时的环境是，老臣们几乎对他的变法有看法，他赖以执行命令的，唯有亲近他、支持他变法的大臣，而这些人，成分实在复杂。其实我们并不难想象，对于宋神宗的意图，大臣们几乎是心知肚明，之所以反对王安石，也就是对宋神宗“变祖宗之法度”行为的隔山打牛，换句话说，这些老臣们认为小伙子皇帝的所为有悖于宋朝的“祖宗家法”，他们有意见了。但是相当一部份投机分子，尤其是一些性喜“揣摩圣意”的家伙，他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纷纷表态支持。这种积极效忠、紧跟路线的人物，很多根本就没有深入了解过新法，只是因为它是皇帝所推崇的，所以就支持，醉翁之意并不在酒。可惜的是，王安石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以为支持他的人都是因为新法有利才支持，这有点象是骑在大象身上，误以为是自己变得很高。这些投机分子当然是骑墙派，根本不会是变法的中坚力量，见风使舵是他们的拿手绝活，王安石重用这样的人，败数已经定了七成。

从客观的原因分析，变法在贯彻的过程中，由于条款本身的不完善和官僚机制的漏洞，造成贪官污吏上下其手，这样一来，即使是好好的一本经也要被这些歪嘴和尚念得支离破碎，更何况这部“经”本身就没有被仔细推敲过。更要命的是，到了最后，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把变法这个政治问题与人品挂上沟，这已经搀杂了不理智的情绪因素，对于向来标榜自己是君子的中国文人来说，这是上纲上线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在所必然，也为秋后算帐的元佑更化埋下了伏笔。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十分丰富，我只是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对那些具体的条款并无深入的研究，因此，对于王安石最后的失败，我想，有这些原因已经能够解释了。王安石的失败，是理想主义者的失败，是学究式的改革者的失败，是不善实践的理论家的失败，是情绪化的政治人物的失败，是温和地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必然失败。总之，这样的改革，失败是唯一的结果。当然，关键是我读完历史，发现他最后失败了，然后才能斩钉截铁地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