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民间视野”的诗歌写作

许陈颖

“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运动的发育是从南方城市和偏远的山区兴起来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福建宁德地区，涌现出一批引人瞩目的诗人，形成了“闽东诗群”的最初方阵。三十多年来，诗学薪火，代代相传。其中，汤养宗、叶玉琳、谢宜兴、刘伟雄、伊路五位是闽东诗群里早期的代表性人物，无论在个人风格还是在创作实力上都十分突显，是闽东诗群的第一代拓荒者。

“中国当代诗歌的文化地理特性是在体制外的民间诗歌群落中发育和体现的”。文学的形成与时代有关，也与地域有关，诗歌也如此，优秀的诗作总与诗人的生命体验和日常感悟息息相关。不同的地域靠着“集体无意识”把不同的文化节脉络和文化属性代代传承，闽东诗群作为地域性的诗歌方阵，他们的写作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自由、独立、包容的审美维度，而这种维度正是民间立场的重要体现。“民间”这个概念的身影一直辗转在各个文学文本中，但作为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概念，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陈思和在《民间的沉浮》和《民间的还原》两篇论文中正式提出并做了系统的阐述，随后，学者王光东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及强烈争鸣。他们所界定的“民间”，是在文学史范围内的，“这个‘民间’既联系着现实的民间文化空间，又包含着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以及由此所认同的民间审美原则。”

“自由”不仅指书写的自由，同时也指他们对故乡、包括生活在这片土地每个生命的理解的自由。“独立”是一种生存状态，闽东诗群的大部分诗人都出自乡间，在步入诗坛之际，几乎都从事着与文学毫无关联的职业，完全是出自于热爱与尊重自发地进行写作，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诗歌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里产生的，更多地保留民间传统里的那种原始生命力对生活更直接、更本能的理解，使他们在观察表达的时候有着自己独立的视域与思考。同时，诗人在创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到民间里藏污纳垢的生活现象，他们理解并尊重这些现象，或依据民间自身的价值标准去衡量与思考，但最终都能转化成诗意地表达，是知识分子在民间立场上所呈现出的“宽容”。

一、立足于故乡情结的自由书写

邱景华等一批曾专注于闽东诗群研究的学者，对诗群有着精微独到的了解，认为闽东诗群的优势在于“求异，存异和崇异”，很难为他们找到一个共同的面貌。这不正是“自由”的体现？三十几年来，闽东诗群的成员从青年迈向中年，他们的世界从单纯变得丰厚，诗歌也从单一的情感线条变得摇曳生姿，呈现出语言多元化的局面。在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来自民间，以启蒙的状态从民间立场理解民间的各种生活及情感表达，另一部分则以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构建诗歌的新品格。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闽东诗群自由表达以及表达自由，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换句话来说，它的存在是有根可寻的，否则就可能因为空洞而流于凌虚蹈空的抒情。

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是人类的理想生存状态，可是，诗意在哪里呢？远方有诗意，但诗意同样与我们脚下的这片故乡、与我们民间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汤养宗找到了海；叶玉琳寄情于充满母性的大地，同时执着与海洋的对话；谢宜兴与伊路用乡村赋予的眼睛打量世界；刘伟雄在乡村与西洋岛的美好中徘徊。

汤养宗的诗歌一直在求变中，作为一个充满观念自信和哲学视野的诗者，他的诗歌世界是以语言为起点的。对进入写作视域的民间，他综合、交替运用了多语音、文化法、辞格和语体手段多方面和立体地表现错综复杂的当代生活与生命体验。他对民间的批判或歌颂都与诗人已有的深度的哲思密切相连，使他直接进入哲学的内部，坚持语言创造意义，“中国最曲折迷幻的一段海岸线，是我的海/小时我随便在这里撒尿/估算，一座海与一个男人尿囊的比例/现在名声大噪，被拥戴，成为国内海岸与滩涂摄影/最佳选择地。这让我惊讶，还尿憋/证明什么在条件反射，证明我小时尿尿的地方都很美/现在他们要搬走它，大量涌进的车辆与三脚架/占据了我撒野的地盘/我像被人翻出陈年老账，翻出身体的这一件/与那一件。说，这江山，我再不能做主。”在这首题为《我的海》的诗中，面对着故乡在历史的车轮面前陷入沸腾无序的状态，赤手空拳的诗人借助于童年美好的个人经验，在心灵的内部世界开辟出一个私人领域来与之对抗，把这种因受了惊扰而无奈的情绪天真而固执地敛聚起来，饱含着对昔日宁静故乡的深情凝视。在《寄往天堂的十一封家书》中，诗人把不能全部直接表达出来的体验，用其独特的语言组合去调达，借助语言把现实世界中面对各种事物瞬间生成的直觉传达出来。儿女对母亲的爱是民间最朴素的情感，诗人用语言演绎成为一种令人颤栗的美学，正如他诗中说的“书写者，把写字当成真正的生活”（《在白银时代》）。独立不羁的存在和自由创造的风格，使汤养宗成为了闽东诗群里坚实的歌者。

另一个语言上拥有“熟虑深思”特征的诗人则为伊路。她的诗歌拥有沉静的面貌，“沉静是自己压着自己/不知不觉镇住许多东西”（《再说湖》），语言节制、干净，在琐碎的日常生活面前，她坚定地守护着一个清醒的内心世界，并以此为基点向外眺望，在自己的节奏里，调整着世界的速度，正如她说的：“我经历了两个海，一个是形而上……另一个是世俗中的，有点浑浊”，所以她对民间的同情远远多于批判，从早期的《看不见的限制》、《早春》等她在一个适度开放的敏感空间里书写着一切进入她眼光的民间事物，包括后期的《民间工地》等一系列作品，不仅焕发着诗人内在灵魂的光明，同时也是女性诗人独特、在场的民间生命体验的自我表达。

叶玉琳的诗有一种自然、感性的神采，让人感受深刻的是她温婉细腻且落落大方的文字品格。作为“大地的女儿”，虽然“上帝只给了我一件特殊的礼物/一个又低又潮的家，四面通风/但是/厄运，从不眷顾/我的父母又黑又瘦，没有工作/他们馈赠了我的……/贫穷是第一笔财富”（《故乡》）。这片乡间土地是诗人审美理想和意义追寻的温暖源头，她笔下大量描写民间生活的诗篇，超越传统对苦难的理解，并上升为新鲜的个体生命经验。同时，她的诗篇也追随海洋，博大、深厚且有民间的野性、质朴，同时还带着优雅、神秘的光芒，光芒的源头则来自于诗人善感的心灵，“海苏醒。而我一生落在纸上/比海更深的水、比语言更诱人的语言/它们一层一层往上砌。所有的架构/都来源于禀赋：通透，自然。”在《海边书》系列里，诗人用新奇的眼光去看民间的海，文辞华美但不虚浮，她在物像与感觉的处理上显示出令人赞叹的技艺。

谢宜兴从诗集《银花》的脉脉温情到诗集《呼吸》、《梦游》等智性的轻盈书写，再到近年《熊样子》、《西北风》的睿智犀利，与生俱来的敏锐与善良，使他的诗歌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对周遭保持一种清醒的探微意识。“而我是最后回家的清道夫/哪里的落尘还能筛出金蔷薇”（《南方城市》），站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诗人对故乡不仅有着深切的关怀，同时下意识地把那些在民间的生活者们内化成“自己”，所以他对民间所呈现出来的麻木、呆滞、残酷的文化形态是有警觉的，“迁徙是不是一种遗传/和季节一道赶春叫不叫/背井离乡”（《城市候鸟》），在这些打工者的身上，诗人能发现民间潜在对自由的向往，只是受限于恶劣的生存环境无法实现这种对生命自由的渴望。但不论当年的轻盈、忧伤还是如今对假恶丑的鞭笞，都是因了诗人对真善美的向往而走向民间世界里对人性的深究。

刘伟雄诗风稳健，语言精致温润，不刻意雕饰。早年的诗集《苍茫时分》、《平原上的一棵树》中，他坚守着本色的流露，不为狭小的个人空间所羁绊，始终坚持着自我灵魂的视角观察世界。在城乡文化的对峙中，他那颗浸润着乡土民间精神的心灵能强烈感受都市文化和现代文明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不合拍，故而，他站在诗意的民间立场，对西洋岛再三的缅怀、对乡村无比的眷恋，在每一个感动的瞬间维护着诗者与家园水乳交融的美好关系，“在故乡  你随便走一走/就走进了古代  生物之间/美丽和繁茂的根系/存在于我们视野忽略的现实/演化了几千年  在村庄/还不是村庄的时候  来来往往的/眼神  就已经被叫作诗歌”。刘伟雄的《乡村》，诗人努力聚焦心灵光芒，让它们能有力量穿透红尘中名缰利索的种种遮蔽，让一切还原到最初的本相。这种探究使得他的诗歌具备了更多的旷达与洞悉，使其诗歌有着智慧的呢喃之声。

闽东诗群虽然在整体面貌上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特色的自由态势，但以此五人为例，我们仍然能从他们的诗作中看到闽东在他们的灵魂深处的扎根，并以此为坚实的精神出发点，继续着各自对生活的热情，诉说着各自对梦想的追求。正如叶玉琳说“家乡那被我一再书写的海以及金色的田野、明亮宽阔的溪流、亲切朴素的人群、那比大海更辽阔的细微，日夜滋养着我的乡情，我的心有着恒久歌唱的理由”

二、立足民间立场的独立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体制（报刊、出版、组织与活动）都是由官方直接操纵，意识形态方面的制约也从未停止过，诗人作为国家民众的一员，他的生活必然受到知识分子启蒙及其国家权力意识形态渗透和影响，特别是体制内的职业写作，作为一种主流写作，是要遵从意识形态的管控和制约的。闽东诗群的诗歌写作呈现的是非主流的民间写作状态，他们在思考的方式、伦理法则的判断、审美趣味的呈现上都表现出独立的特点。以这五位代表诗人为例，他们在步入诗坛的时候，都没有受过文学的专业训练，并且从事着与文学毫无干系的工作。汤养宗是个水兵，叶玉琳是乡村的小学教师，刘伟雄从事税收工作，谢宜兴是政府职员，伊路是个舞美设计师，他们的写作完全不是为某种公众的意识形态服务，而是遵从于内心的需要，保持着自己与世界独特的接触方式，反馈到内心呈现出别样的诗意，真实地传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身边日常生活里民众的情绪。

韩东在他的著名文章《论民间》曾这样说道：“独立的精神就在于拒绝一切附庸地位，摆脱各种面貌各异的庞然大物的胁迫、利诱和无意识的控制，就是将独立思考和自由创造奉为第一要义，从而进入‘现实存在——艺术创作’的真实之境”，虽然，每个诗人进入民间的立场是不同的，但他们会从自己灵魂的独立视角出发，与现实民间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发生联系，关注当下，关注身边细碎的日常生活，关注脚下这块日新月异的土地，渴望还原生活被裹挟之前的面貌，从而获得现实的依托和支撑。

三十几年来，由于对西方文化的膜拜以及对传统诗歌已达到巅峰的无法超越性，许多中国诗人开始另辟蹊径，出现了各种先锋诗派，高举着西方文艺理论的旗帜而标新立异者层出不穷。所谓的颠覆传统，实际上是摒弃了传统的文学血脉，放弃了属于自己的精神起点，所造成的实际效果是，西方文化绕树三匝无枝可栖，整个诗坛呈现出良莠不齐的面貌。这样的情况，同样影响来自闽东的几位诗人，他们在不断地学习中也在渐变着自己的诗歌风格。但值得庆幸的是，闽东诗人随着时代有了更多现代性反思，但从未放弃过自己的诗学主张。

汤养宗以他知识分子的清醒的理性自觉，在沉入民间时始终有现代人的立场。由于民间蕴含的巨大活力，给予他以丰富的启示，使得他的诗歌里洋溢着对人的生命、文化与语言的思考。生命是对人而言，是内在的，是属于自我的，所以他的诗歌较少触及到与人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及生活方式，更多的是自我瞬间里幽微深隐的哲学式片段。如《不规则的快乐》，海盗与贵妇在与世俗相背中获得快乐，猴子的温驯，少男少女的无聊，有点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使读者在阅读中反复思考，效果上有点迷离，隐约感受到规则世界对自由人性的束缚；还有，如《坐拥十城》中的十城，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形象，诗人通过对十座城的具体现况的描绘，调动着读者的想像，使人在感受到即使是勤勉但偶尔也会失控的生存现状。

同为知识分子立场的民间写作，伊路则表现出与汤养宗完全不同的状态，她渴望的是从生存的层面上看出民间存在的整体意义，探及的是与人相关的社会关系，从初入诗坛纯粹的情感抒发到后期的理性书写，她的这种立场，不是为了迎合世俗，而是更加彰显了知识分子思考的独立性。在《人间工地》系列组诗中，诗人带着深深的悲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民工的生存需要和生命欲望而衍生的行为都表达了自己的理解与同情。“满身的灰尘是一样的/汗水是一样的/眼神是不一样的/以为去了大地方/其实只是一个工地/从一个工地走向另一个工地/人间真大  生命真小”（《民间工地》）诗人的理性只是对情感的节制，这种理性不仅来自于头脑的思索，更多是诗人来自人生的体验与感悟外化而成的修养的力量。

叶玉琳在诗中对民生疾苦有着切肤的体验与关切。她这样写《小木匠的一天》：“小木匠一开始就控制了这个清晨/在他身子的推移中/我看到了原木金黄的一面/生活金黄的一面/他的手上有神秘的力量/像一位乐圣/快活打理随身携带的乐器/刨好的每一木头/准确找到自己位置/就像我在新居里将要扮演的角色/痴迷于驾驶未来的秘密/而他乡下的妻子正衣着光鲜地陪伴在他身边，目光专注/欣赏自己的男人像欣赏一件美妙的家具/阳光密密地绕着/木屑吹过去又吹过来/我想一定会有什么在上面堆积/比如年轮，爱情。”诗人立足她的艺术经验使得民间资源得以创造性的转化，这才有了如此生动、新鲜的艺术形象的诞生，《卖水果的老妇人》《安宁》《他们》《我始终能望见工地上的人和尘土》同样都是关注民间底层的诗歌，她具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能抓住让人感动的生活细节，不用强硬的字眼，也不用快疾的节奏，但她独特而潜在的民间文化意蕴使笔下的形象具体明晰，使情感的矿藏表达得新奇、温柔而又美好，这个世界的虚与实在她的诗歌中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在面对城乡差异时，这批来自乡村同时又走出乡村的诗人们，他们的思想情感是极为复杂的，他们不仅会自觉地用乡村过来人的视角去审视民间社会，同时，也会不自觉地去思考来自民间的纯朴人性在日益变化的社会中开始出现了堕落的趋势。谢宜兴的民间立场，使他对被城市文明所遮蔽的地方有着自觉的审视与发现，他《候鸟》《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等诗篇里，依据民间普通老姓的生活逻辑和思维逻辑去考量现实，并设身处地为他们的遭遇代言，在“水晶”“葡萄”“干红”等意象的转换过程中，一代又一代乡村女孩在社会转型期以青春换明天的牺牲展示得一览无遗，读者在感受到诗人悲悯情怀的同时，也生成了诗歌在文学上的审美意义，包括他后期的一系列作品，都是对民间所发生的各类事件，通过知识分子的中介，转化为一个带有谢宜兴批判情怀的诗情世界，这种转化过程，包含着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射。

作为一个来自乡村的诗人，刘伟雄的精神起点就是民间大地，他坚守着这个起点，并努力使其思想品性获得更广阔、深刻的精神成长空间。“那绺线和阳光搓在一起/万水千山的诱惑/都没这么真实地享受过/我的鞋 我的伤口（《阳光下的修鞋铺》）”“北方的一个秋夜呵/向往被无穷地放大/欢乐的日子/总是那样短暂和稀少/像我的影子  比我活得艰辛”（《北方的一个秋夜》），他的诗歌里没有太多的理性介入，而是凭着一份忧伤真切的赤子情怀去穿透生活的表象。刘伟雄有着大量通过写景或物来关注普通人生存状态的诗歌，如《平原上的一棵树》等《对一块空间的缅想》《泊在岸上的卵石》等，诗人无法拥抱自己，但通过拥抱民间的种种细琐之物，间接拥抱了内在的自我。

写作思维与工作思维明显的区分，是闽东诗群一个很大的特色。写作时，日常的职业就远离了他们，这使得他们的表达是几乎不受主流话语的绝对控制为前提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以及人的个性独立也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样才能用自己的视角在民间大地上发现未曾发现的精神动力，把民间的精神资源转化为诗意的世界。

三、对“藏污纳垢”民间性文化的包容性审美

立足于民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写作，使得闽东诗群以自由的姿态避开大面积被统一控制的局面，在写作的过程中呈现出摇曳多姿的自由姿态与独立思考的精神面貌，使得他们的诗歌获得一种真正审美意义上的愉悦，进入一种“诗性”的境界，即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诗意的关怀，这种关怀是包容性，即用诗性的眼光与情怀把民间藏污纳垢的种种转化为艺术的境界，既有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又有生命本能欲望与生存环境的各种对立与矛盾。正如罗振亚在闽东诗群研讨会上说：“从日常生活海洋中去打捞人间真魅，有浓郁的人间烟火气……诗歌内容里有情绪的喧哗，有性灵的舞蹈，也有思想和智慧的闪光，甚至有不少已经走向形而上内涵的敞开。” 从而使诗群在整体的创作过程中有了种种的可能性。

陈思和先生说“藏污纳垢是一个中性词，所指的是一种状态，是民间世界丰富、驳杂景观的真切描绘”。诗人若能在藏污纳垢的民间世界里看到生命自身的光辉，以审美的情怀去审视民间生活，就会形成包容的诗性世界。

汤养宗立足于语言与生活本身的色泽、光亮、气息之间的承接性，经常把生活的多方面零碎的东西挤压到一个空间里去，把人们熟悉的民间生活片段挤压在短短的诗篇中，或者说是从他思维所能达到的维度里选择那些与他表达相关的东西入诗，比如《盐》，很短的一首诗，牧师与圣经突然与盐与味觉联系起来，再加上村庄的村妇用盐煮妖，东方与西方，高雅与世俗，宗教的慈悲与世俗的残忍，物质的与精神的，几行的话语像蒙太奇的镜头一样，把那些对立的与不对立的因素都汇集在一起，而当涉及到煮白猴的片段时，“某妇煮白猴在锅里/本地叫妖/妖不肯死/在沸水中叫”语速疾驰，阅读者紧张，人类的虚伪与残忍落声而出。

《银花》是谢宜兴早期的一首代表作品，他“爹看了她一眼/娘轻轻叹息一声/唢呐就吹到门前/她，成了她嫂嫂的/嫂嫂”，农村的姑换嫂，指旧时穷人家无力婚娶，将自家女儿许别人为妻，换回那家女儿为媳，常常造成悲剧的婚姻，是民间不齿的行为，但在诗人的笔下，通过对出嫁女儿一个画面描绘，无奈又忧伤的绝望弥漫开来。还有他的《苦妹出嫁》《叶华太的小土屋》、《苦竹》等，当诗人把悲悯的诗意和无限的柔情爱意投入到民间大地时，大地上长出生死相依的气息竟是那样的生动迷人。

刘伟雄的童年生活相当艰难，这使得他对底层民间的生存状态特别关注，他与邱景华的对话录中说：“渔民在海上讨生活很艰难，非常非常难！时不时击碎了我诗歌中非常美好的内核。”他写的《沉船  在静静的海上》一方面描写着海的美好“风清月白的美丽的大海呵/笼罩四周的沉静是多么富有诗意”可是“八位渔民与一艘小船/在夜的注视里情无声息/我在时空里无数次地打捞他们/却已经找不到他们沉没的位置”。传统文化中海洋被赋予的“自由、美好、安逸”等元素，可它们与底层讨海人的不幸遭遇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给人以强烈的冲击性。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由于不是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所以常常会被忽略，所以诗人还必须有个发现的过程，对民间这些被遮蔽了的现象进行审美提取，并进行诗意表达。如刘伟雄的《乡村》：“演化了几千年  在村庄/还不是村庄的时候/来来往往的/眼神/就已经被叫作诗歌了”。诗人发现了生命力在都市中的萎缩，转而回到乡土村庄里找到那份坦荡、真实、充盈的生命精气。他的价值观更多的受到民间价值系统的影响，与民间大地更多的是贴近与相互体贴“好名声是民间的最高奖赏/从不发钞票与文件证书/老百姓茶余饭后的龙门阵/好名声最常见的颁奖仪式/好名声如最初的诗歌经典/民间情感孕育的珍珠”（《民间的奖赏》）。

相比刘伟雄与民间之间的相互体贴，叶玉琳则是一种温暖而忧伤的爱。“她多想好好照顾自己/不再为自己的小感到羞耻/她太轻了，她的勇敢还不足以堵截一扇门/让它铺开一个香甜的梦”在《天空中洒满幼小的花瓣》中，叶玉琳的娓娓道出了留守儿童的艰辛、无助及向往，读来令人心酸。她在《十字街头》《塌方》《生活》《乡村钢铁厂》等一系列的诗作中，这个已经走进都市的女诗人依然把民间世界作为自己灵魂的栖息地，即使是面对乡村那些不太光彩的事件，她抽离的同时依然秉有着深切的同情，并鄙夷着不事稼蔷的都市人“对这一切，城里人一无所知，他们只会徒然地抱怨：上帝啊，我们做错什么。”（《生活》）

民间有着较多的维度与丰富的层面，即使是那些藏污纳垢的动态，倘若能赋予它们新的内涵，以知识分子的心灵为镜面，也会折射出新的光芒与活力。伊路的童年是在乡村度过，她的家庭有三个姐妹，在农村，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倍加辛苦，暴风雨夜，几个小女孩背着米袋翻山岭，挑柴过悬崖，“多么危险/摇晃的柴担如果碰到岩壁/就会连同我弹下悬崖/妈妈你不知道呀/那山谷在和你争夺我呢”《也是这尘世的》《再固定一遍》《滔滔江水》这不仅仅是诗人自己的人生体验，同时也是壮劳力缺乏的家庭在乡村难言的辛酸与苦难。诗人的心灵在民间得以塑造，并内化为自我的视野，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引起较大反响的《民间工地》系列的诞生。

四、结语

闽东的山海及诗人的各自的经历及眼界、修养使这五位诗人以各自的方式走向民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放弃，相反，这种内在的视野使知识分子精神获得更有意义的一种存在。这五位诗人至今都不是职业作家，但他们一直都把诗歌放在较神圣的位置，在这个前提下，他们与民间精神发生碰撞、交流与沟通，保持着自由、独立、包容的审美追求，并在知识分子与乡村民间之中寻找最佳契合点，这使他们几十年来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并能深刻地进入当下不断的变化着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灵魂中去，从而让诗歌依然有进入生活和美化人心的能力，让读者发现一个现实生活中潜藏着的那个诗意而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