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现实：文化生态视域中的“闽东诗群”

陈  健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闽东的灿烂文化就是一种光彩”，“我们可以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让人们好好认识一下闽东的闪光点”，“如果我们充分认识了闽东之光，并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使更多的人——外地区、外省市的朋友，海外的朋友，也对闽东之光有所了解，大家就会向往闽东，热爱闽东，把心血汗水浇灌在闽东”（《摆脱贫困·闽东之光》）。在这个意义上进一步认识、传播闽东诗群具有特别的意义。闽东诗群涌现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过三十多年的漫长跋涉和不懈追求，以一种群体的形式把闽东诗歌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使闽东成为福建诗歌的重镇，并在全国诗界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汤养宗、叶玉琳、谢宜兴、刘伟雄、伊路、闻小泾、哈雷、宋瑜、林著、张幸福、林典铇、王祥康、石城、林小耳等闽东诗群成员，在省级以上的文学报刊发表了数以万计的诗歌作品，出版个人专著近百部，数千件诗歌作品被收录全国各类权威诗歌选本，并在国家级、省级各类文学评比中频频获奖。著名诗歌评论家和诗人谢冕、牛汉、公刘、蔡其矫、孙绍振、王光明、林莽、谢有顺、孙琴安、霍俊明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推介。作为一个独特生态系统的存在，“闽东诗群”值得探究。

自然、社会、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大生态环境具有绝对的笼盖性，任何一个个体生态系统都必须自我调节以与之相适应。个体生态系统的这种独特的适应过程，其实也是群体生态系统的调节过程，文学生态系统亦如之。一方面，文学主体个人的人生态度、思想境界、美学趣味、艺术崇尚等，会随着三大生态环境不平衡的变迁，而调整自身格局和相互关系；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影响与调整，能促使文学主体的个人之间因心性气质的相近而产生文学格局的某种认同。这就为在特定的文学生态下产生特有的文学群体和流派奠定了基础。“闽东诗群”本体既各具风貌，又互济共生，以此构成一个特定的文学群落，并呈现出一道由群落中的个体共同挥就的文学风景。

“闽东诗群”的生态特征

1、不负故土的写作形态

“闽东诗群”是在独特地域上建立起来、主调基于海洋文明的蓝色诗歌。闽东诗人最好的作品通常是写家乡和亲人的，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谈与宁德有关的诗，认为受感动的总是那些带着山岚海韵、发自生命深处温度和气息的诗作。谢有顺亦肯定闽东诗群主题突出，大海、大风、母亲、祖国、故乡是闽东诗歌的重要体现。闽东诗群在回复到人与土地或海洋的原初中追究着根性里的东西并获得精神的本源，而不仅仅是安慰、智慧与灵感。叶玉琳坦言：“家乡那一再被我书写的海以及金色的田野、明亮宽阔的溪流、亲切朴素的人群，那比大海更辽阔的细微，日夜滋养我的诗情，我的心有着亘古歌唱的理由(《海边书·写在前面的话》)。”刘伟雄则是一个执着的寻找者，在他看来，有永远的故乡，就有永远的漂泊，“故乡”仍是寻找希望的起点。生命梦想的成长便是漂泊者的步伐。也许，故乡只是一个出发地：“彼岸到此岸我用一生泅渡 / 烟波浩渺中故乡的春草 / 为我开过无数遍的花 / 伴随海风安抚着我惶惑的心”（《秋夜，我在海滩上远望》）。谢宜兴曾说：“乡村于我不是意味着一段生活的经历，而是意味着一种特有的视角。现在，我便以这样一种视角观察社会、人生和进行创作。要说乡村是我诗歌创作中一座蕴量丰富的矿山未尝不可，但我更愿意将它比作由这矿山逶迤向前的一条小路，它永远与我同行(谢宜兴：关于“乡村诗”、“丑石诗群”及其它——答诗人孙文涛问)”。林著面对秀丽的“沁入灵魂”的家乡山水，不由自主地身陷其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皈依感：“见证天与地的和谐 / 追寻人与自然的默契 / 坦然裸露冰川运动的遗迹 / 没有一句山盟海誓 / 你伫立风中默默无语 / 始终信守不变的诺言”(《白云山冰臼》)，“不用追寻风中的往事 / 只要亲手叠一只小船 / 轻轻荡漾心灵的涟漪 /  聆听穆阳溪深情的诉说 / 让所有经过这里的山泉 / 汇聚成清澈的暖流”（《穆阳溪听泉》）。王祥康不仅把自己的胸口贴紧了大地，更是深入到大地的内心，走入故乡、家园的内部：“把体内所有的血 / 交给门槛里的木纹  窗前花香 / 和脚下的河流 / 我要去更广阔的地方 // 灵魂学着一粒灰尘 / 飞翔  在蔚蓝的天空下 / 低低地掠过生养我的故乡”（《一粒灰尘》），“独自把炊烟带到小城 / 把生养我的荒凉的村庄藏在枕下 / 无眠的泪花停在饥饿的梦边 / 比我更饥饿的鸟轻轻叫醒我”（《远去的故乡》）。闽东诗群的作品，让人真切感受到了诗人对故土的深深眷恋，读到了闽东大地上的美丽景色、民俗风情和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读到了那片蓝土地的心灵秘史。

2、毫无怨气的写作姿态

闽东诗群摆脱了中国新诗百年以来一直摇摆不定的脱离或者陷入时代的两极，而进入契合时代：与时代对话，在思想上引领时代，在审美上呼应时代，以独特的体验方式，将现实生活变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一种“返归本心”诗一般的生活。汤养宗诗展示给我们的是对个人心灵持续不断的关注与反叛，一种来自终极的关怀。它正在日益接近我们、照临我们，犹如神圣的灵光，它宜于启发深埋在我们生命内部的灵感，让我们去接近诗神的纯美与完善。在汤养宗的心中，对诗歌艺术的审视基本保持在这样的两极：既有古典的幻想与理念，又表达出现代的怀疑与冥想。在他的艺术精神中，是如此奇异地熔铸着古典与现代的合金。他深受来自人类精神领域这两大强力的洗礼，从而能够站在高处审视人世的孤独与心灵的寂寞，具有从终点和无望中重新开始的坚强理念，这就使他的诗作摆脱了平庸的多愁善感和矫揉造作，显示出一种逼近峰巅的透彻与灵悟。他的长诗《一场对称的雪》和《危险的家》具有现代主义创作的倾向，强烈的写意性与“超感性”状态，揭示了人在宇宙空间的偶然性。养宗诗歌创造的“现在”经常得到那些超越了它的历史眼光的支持。其深刻性不是来自于现实所进行的比较，而是来自想像中的两大领域——过去与将来，在现在时刻相互交融起来，即“弥漫的恍惚感”。“老天有眼，让我在自己的国度当个草民 / 让我在两条河流之间，看星星在树梢上摇晃”（《在汉诗中国》）。高度的诗歌自觉,“情怀在诗歌中的在场与幻性”构成其诗歌的核心价值.谢宜兴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其诗具有宽阔而独特的现代视野与文化内涵，正如著名诗人林莽所道，他“在丰富的诗歌生态中成长”，始终“用诗歌寻找着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特别是宜兴作为理想的冥想者和拷问者，对现实的反抗，从不以挣扎式愤怒的姿态，也不刻意制造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渲染令人窒息的苦难氛围，而是以回答“人，应该怎么地生活”的方式来进行的。他反抗的工具是“美”，是对丑恶“转过脸去”的背向姿态：“如今的官井是不眠的城池 / 你为之骄傲的花园日渐荒芜 / 以有生之躯铤而走险 / 你一缕之魂又能唤起多少良知 / 身陷重围时你想起什么 / 是不是又见官井洋三月黄花如潮”（《家乡官井黄花园·鱼殇》），“在城市的夜幕下剥去薄薄的 / 羞涩，体内清澈的甘泉 / 转眼就流出了深红的血色”（《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闻小泾坚守个人写作，坚守边缘姿态，坚守新理念的意识，从而使其诗歌创作成为表述存在的最佳方式之一。他的诗展示的图景恰如著名诗人蔡其矫所道“也许写的都是人生经历的片断，不事夸张，读来真切，意义清新，以朴素简洁动人”。有效的生命深厚体验锻制，使其语词具有金属的光泽和突出思想冻土的可能性。“在每首诗背后，都有一个小故事”（蔡其矫语）：“为了整个生命的延续 / 必须这样——让躯体躬曲于 / 泥土与水田之间绘出满天的云朵”（《春耕曲》）、“殚精竭力的鸣叫 / 只是留下一个空蝉壳蜕给历史做纪念”（《空网蝉》），“只有母亲额际的皱纹日老 / 像纵横的阡陌 / 在无风时临叩着门扉”（《人生之旅》）、“如今我的脚印就滞留在那里 /  成为人们临风怀想的印记”（《记忆的港湾》），诗人的诉说本身，就是这个时代冷风系中一个被铭刻的“失落的叙述”。林小耳始终歌唱身边一切美好：“我在黑夜里是完整的 / 肉身是完整的 / 当她隐没在完整的黑中 / 灵魂会渐渐，泛出月色（林小耳《我在黑夜里是完整的》)”，诗风明丽轻巧：“所有与我相对望的花儿 / 一夜间就燃烧了整个旷野 / 所以我不敢看你呵 / 我只把自己烧成了火焰”（《我必须交出火焰》）。闽东诗群温润的、有如宣纸一般洁净低调的书写，不再是一个阶层对所有阶层的武器，更不是怨气的发泄体。正如谢有顺所称道，闽东诗歌呈现的是没有怨气的写作姿态，显露出的是沉思冷静、无怨气的特点，具有现代感。

3、注重当下的写作状态

闽东诗人的写作和言说高于虚无的精神幻象，注重真实的当下状态，乐做生活着的诗人，看得见柴米油盐酱醋茶，看得见内心的喜怒哀乐；善做见证着的诗人，目睹时代的变迁，积极介入人们啮心的所有客观真实，敢做个性鲜明爱憎分明的诗人，近乎隐忍中试图言说所目睹的这个时代。在美与爱的倾听挽留中，我们看到了叶玉琳自由生长的精神原乡和女性新世纪的曙光。她执守对生活与事实的敏感，始终出示心灵的力量：“我的歌唱，沿着多年清凉的额/丝丝滴下来，最终变成海洋”（《歌唱》）、“以自己的名义行走/带着苦，带着笑 / 带着难忘的一切 / 与另一个自己叠加 / 不停顿也不飞旋 / 不上升也不下沉”（《夜色行走》）。玉琳以其个性的个人记忆，有效地区分了外部世界与她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不同，为时代保存了一个真实的个体与世界之间的抗争史。她将自己的生命与诗歌连在一起，诗中所关注的多是日常生活与旅痕种种，包含诗人对此地此时生活细节的警觉：“我的眼神，相信你能够超低空传递 / 你能够听见秘密的谈话 / 在沃壤，以及风中的紫槐 / 脚底还衰有一个结局 / 因为过程如此完美”（《洼地的春天》）、“我把未做完的梦 / 结成你怀中的酸枣”（《遥远的金沙岛》）。诗作始终见证她曾很实实在在地生活过，并且心灵上曾经与那些生活细节有着亲密的关系：“我知道，在堆积的往事中 / 总有一些爱要深深掩埋”（《总会有一些爱》）、“你，一切可信之手，可呼吸之怀 / 直至现在，依然在暗中牵引 / 最后一页，是你留下的永恒祝祷 / 生活，让我在此好好停留”（《诗与歌》）。玉琳的诗作从未加入女性解放的政治话语，也不对那种意识形态的大叙事感兴趣，总以一种平静、忧伤的温馨方式，去抒写自己的生活。通过自己从容地叙述和简洁地表现，去触及当下敏感的存在话题，使其在“内心生活”曲致折射中，对外部世界给出自我的价值评判：“如一只全身吸满花粉的蝴蝶 / 趋身向前 / 我们也能获得诗歌，获得爱 / 多少年了，这有别于常人的快乐 / 让痛苦深深地掩埋（《流逝》）。”伊路引人关注的《人间工地》系列诗用现代诗多样化的手法，来表现“人间工地”，让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常常被遮蔽的秘密和真相。《人间工地》内涵非常丰富，不仅有对民工生存状态和命运的持续关注 ;还有对亿万民工作为现代城市建设者辛勤劳动的赞颂。通过对挖土机、水泥搅拌机等大型机械的刻画和表现，以隐喻的手法，暗示对一切城市建设者劳动功绩的礼赞：“昨晚散步时 我还看见它跪在废墟旁一座保留下来的老屋前 / 像两个沉默的朋友  我真想和它们跪在一起 / 大地也深深沉默在之下  天庭有一轮圆月 / 世界心明如镜 / 你没爱过一辆推土机  是你生命的缺陷”(《你没爱过一辆挖土机》)。林典铇始终扎根于大地，立足自身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在诗歌创作融入了底层经验元素和日常生活叙事，展现生活的具体性和鲜活感：“在人世间，欠你最大的 / 正是这一刻安详、温暖的时光”(《时光欠条》)，“女儿是我的，没想到也是祖国的 / 一道题得到解答，她兴奋地 / 写下：一棵草是草原的，小鹿是森林的 / 我是祖国的花朵 / 夜深人静，星光在上 / 祖国的花朵睡在我的身边 / 辽阔的，东南西北，海洋或者大陆 / 遨游一遍，一架纸飞机就够了 / 女儿还那么小，还需要呵护 / 但她在梦中笑了，我的理解 / 就是祖国笑了”（《日记：我是祖国的花朵》)。闽东诗人不仅面对“生活现实”，而且通过建构“文本现实”来重新打量、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逐步推进了诗评家霍俊明所推崇的由生活现实向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的深度转换。

“闽东诗群”的生态系统

“闽东诗群”无疑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主要是三个方面的有机组合。

首先，诗人相互间大都怀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内驱力，从而建立起了一种诗学知己式的生态关联。闽东诗人很少有人接受过精英教育，反而在该接受教育的时候饱经磨难。闽东现有省级以上作家协会会员近百人，其中从事诗歌创作40人。他们对乡土有种天然的亲近感和血脉之情，他们对底层的关注源于他们的地缘情结。在生活的底层品尝人生的滋味，在苦难中体察普通人思想感情，几乎成为闽东诗人的一种天然禀赋，也构成了他们特有的生活资源和情感资源优势。这种“草根性”显示了一种良性的向上的力量，成为了融入当下活生生的语境的要素，使“草根性”成为真正有火力的源泉，使人从他们诗中读出其背景、生存环境、个人独特的感受与体验甚至诗人自身的学养、脾性。乡土情结是他们创作的素材来源，也是他们创作的动力与价值坐标，这种情结是与生俱来的，即使在城市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也不会随着距离的扩大而缩小或消失。对乡土无法割舍情结是其创作母题之一，他们对故乡由赞美到反思，流露出深深的眷恋。无论是汤养宗《水上吉普赛》、刘伟雄《苍茫时分》、《平原上的树》，叶玉琳《海边书》，还是谢宜兴《留在乡村的名字》、《银花》均源于故土的灵感与遐思，闻小泾、林典袍、林小耳、蓝雨等则始终未脱离他们拥有的生存环境，追求人与自然的默契。这种相知相惜之情，是一种不仅仅拘于诗文风格也不关乎个人功利的心灵底蕴的融合。诗人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求其友声”，相互支持以跨越这道沟坎，克服因此而产生的心理障碍。

其次，诗人大都以双重身份出现在同一个主体生态关系中，他们既是创作主体，又是接受主体，藉以达到接受他人影响又影响他人的目的。他们互认自己是对方的接受者，这种相互虚心接纳对方的态度，使他们自发地形成一种群落意识。他们既聚会、唱和、联吟，相互切蹉诗艺，同时又辑刊同仁诗集等。类此工作莫不对诗群起了巩固与壮大的促进作用。丑石诗刊网站的建立及民刊《丑石》的创办和三十年以来执着的坚守，也是闽东诗群的一个特色，也是闽东诗群将来能够流传的宝贵遗产。在“闽东诗群”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报刊：早年有汤养宗主编的《麦笛》、哈雷和宋瑜主编的《三角帆》、谢宜兴和刘伟雄主编的《福建丑石诗报》和“丑石”诗歌网；还有游刃担任版主的“网易”现代诗歌网。同时，宁德市文化局主办的文学期刊《采贝》（后改为由宁德市文联主办的《宁德文艺》）和《闽东日报》文学副刊“太姥山下”在发现、培育闽东诗歌新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聚集在这些诗报刊和网站的周围，诗友们自由地发表作品，并参加相关的各种诗歌活动。在相互吸引、相互交流、相互激励中，慢慢形成一个诗歌“场”，显示出群体的力量。

再次，诗群真正的凝聚力在于充分发挥互文本性效应。对文学事业的敬畏之心，让闽东诗群完全抱着一种神圣感来从事创作，在他们心目中，“诗歌创作”是一个圣洁的字眼，诗歌天然地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人生使命感，容不得半点怀疑和亵渎。他们将自己融入诗歌，并将诗歌作为永恒的精神存在，把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奉献给诗歌。他们自愿成为“殉道者”，而不去关心诗歌能够给予个人回报。叶玉琳说：“我常常想，用什么样的诗歌，来坚守一息尚存的爱与梦想，促使一个灵魂与的另一个灵魂对话。”汤养宗坦言：“诗歌是什么？诗歌是我们正常生活多出的那一小部分”，并在诗中反复宣称：“我比他们好，手里有盏灯”（《盲人传》），刘伟雄则自诩为“寄生蟹”，谢宜兴宣称：“诗人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梦想者”， 伊路则表示，会将诗歌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挚爱。林典铇认定：“温暖、悲悯是诗歌永远的关键词，是茫茫人世中诗歌得以成长的土壤和阳光。”

“闽东诗群”的生态环境

1、独特地理环境影响

闽东独特地理因素形成了地域人文性格差异，使“闽东诗群”具有了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时代特征。分析“闽东诗群”人文性格，当放在南方来研究其共性，这是大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共同特点。胡兆量教授在他编著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中说到：“南老北孔是先秦哲理的区域差异。孔子重伦理纲常和政治实行，老子思想尚虚无，好玄想，主张无为而治。”研究南方文化，离不开楚文化对这个广阔地域的影响。毕竟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类的启蒙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不仅是区域文化的本质表露，也是产生深远影响的塑胚阶段。南方人长期生活的丛林水乡，有虎狼蛇和对水的敬畏，更多通过对神的信仰来获取护佑。而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闽东人文精神的形成特点，汉武帝以武力征服被称为南蛮的越族后裔闽越国之后，强迫这里的原住民迁徙江淮一带，与当地的汉民混杂同化，福建基本上成了一块空地。到晋代永嘉之乱时，才有中原士族避乱进入福建，史称“衣冠南渡”。随后，各朝代也有少量中原士族陆续因逃难或避乱迁入福建的，至唐代末年黄巢起义，中原再次大乱，河南的光州府官员和固始县官员召集固始县老百姓，以对抗黄巢军，打入福建，形成又一次大批量的中原士民进入福建的人口大军。这就是王潮、王审知兄弟先后被唐朝廷册封为福建观察使的历史背景。现在福建人口中相当部分都是唐朝进入福建的固始县兵民后裔。在闽东的开发史中，较早记载中原人士进入的，是齐国人韩遂为避秦统一六国之战乱而进入三都。后来形成人口规模的，更多的则是唐末的固始兵民后裔。闽东三面环山的地理结构，过去一直是中原地区（主要也是光州府固始县）避乱或逃难的目的地，避乱的生存哲学所产生的地域文化与人文精神特质，造就闽东人随心随性的特性。同时，闽东山水灵秀，独具一格，又造就闽东人灵敏直爽、个性庄重的品格。宋皇帝评价宁德状元余复“直而不讦”，明史称尚书林聪性直敢言。要做就要做最好的，这是闽东人心中保存已久的潜意识。闽东诗歌的发展与特殊的地域文化氛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与大陆的地理隔绝感虽然造成了某种封闭与偏狭，却也使闽东诗歌免受浮泛的诗歌潮流、无聊的论争与时尚所干扰，这种被动与主动的疏离，反使得闽东诗歌保持了从容自信的主体性，这也是为何在中国诗歌最为艰难的时刻，它依然维系了一种不衰的热情的原因。诗歌最可爱之处正在于这种单纯歌唱的欲望，闽东诗人们普遍地无文学史的焦虑，也无心话语权力的争夺，亦没有大陆诗坛小圈子化的分裂，以及为了吸引外在注意而经常性炒作与做秀。闽东诗人们更多地是靠本真的创作冲动来写作，没有刻意地在意自我的诗人身份，诗人只在写作时才是诗人，于是他们才能随时成为一个诗人。

2、个异海洋文化环境影响

海洋文化作为与内陆文化相对应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人类社会和海洋自然互动、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于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海洋而创造出物质的、社会的、行为的、精神的文明生活内涵。闽东濒临东海，地处我国海岸线中段，区内海岸线占全省的1/3，拥有众多天然良港，是福建乃至中国东南沿海开发较早的地区。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境内即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三国时期，约公元3世纪中叶，孙吴政权在今霞浦沿海开设了造船工场“温麻船屯”，开通了沿海航线，辽阔的福宁湾成了闽东人走向海洋的第一站。伴随着迈向海洋的步伐，闽东便揭开了有志可考的历史。唐末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致力于黄岐港的开凿、疏浚，历时6年，904年竣工。唐昭宗赐名甘棠港。甘棠港的开辟推动了闽东的开发。明代时改称下白石。1898年清廷将三都澳辟为福建的三个商埠之一（前两个是福州、厦门）。明清时沙埕港曾是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贸易口岸。闽东的海洋文化还渗入山区，屏南官拜妈祖、浦源郑氏宗祠其罕见的船式造型，即便避隐于云雾山中，也不曾放弃驾舟蹈海的信念，以致于要藉宗祠族规的形式来表达心愿、来激励和鞭策子孙。闽东的海洋文化因海而生和因海而成，相对于内陆文化，它具有更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冒险性，但其沿海线狭长加上长期的农耕文化的影响和中原政治经济中心的统治，相对于发达区域海洋文化的发展是缓慢、封闭甚至在某些时期是停滞的。闽东诗人写海的诗歌从一个剖面印证了这种双重性，不重激情冒险、呐喊狂奔，充满的多是柔性、忧伤的情感。谢冕曾以汤养宗、叶玉琳、张幸福等人的诗句为例，指出他们熟知身边的海，不光看到海的神奇、瑰丽，而且也看到了它表面美丽背后的伤痛。叶玉琳诗中的海，是女性的海：“海苏醒。而我一生落在纸上 / 比海更深的水，比语言更诱人的语言 / 它们一层一层往上砌。所有的架构 / 都来源于禀赋：通透，自然 / 你听，一阵风，要精确不要模糊 / 要明媚不要晦暗。激越抑或柔和 / 全凭心灵调遣。一部祈祷书合上封面 / 最好的篇章尚未诞生 / 未来的一切，看起来更像寓言”（《海边书》）；刘伟雄的海，是万倾碧波中的西洋岛：“波浪之上的故乡，烟波里，泅渡到时间之外”；张幸福写海，充满内蕴：“在月光的边缘 / 手的钟声 / 星辰的四肢里 / 让我们看见一群酣睡的海水”（《被记忆的水孩》）；新生代诗人暮然的海：“你在海上走，徐徐地 / 推着一张蓝色的网 / 云灰灰掉进黑夜的天空 / 步入中年的 / 海。溜着步子与你一个节奏”（《网》) 。

3. 丰厚文学传统环境

闽东属东南沿海印纹陶文化系统，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学传统，唐代福建的笫一位进士、闽东笫一位诗人薛令之开福建文学之先河，林嵩、谢翱、张以宁、韩信同、谢邦彦等诗人影响突出。薛令之《太姥山》诗是现存闽籍诗人描绘闽东风光最早的一首诗，在从容展现太姥名山奇幻雄姿的同时明显寄寓了诗人退隐不仕的情怀。林嵩诗风意境幽远、恬淡自然。谢翱诗作音韵雄壮，被誊“宋末诗人之冠”。陈普诗作造诣别致、流转清丽。韩信同传世作品《岳王墓》造境凄怆精警，颇见功力，堪称元代闽东诗作精品。张以宁工诗，著有《翠屏集》等，明宋谦称其诗文“丰腴雄劲，为一代奇文”。其被誉为明初三大家（高启、张以宁、刘基）之一，与蓝仁、蓝智合称“闽中诗派”开创者。刘中藻诗作充满爱国情怀，沉劲精警。古田籍的九叶诗人杜运燮是我国现代诗派著名诗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九叶诗派”中壮美的一叶，又是八十年代“朦胧诗派”的滥觞者，善于将智性与感性相融合，重视意象的作用，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闽东传统的诗歌文本所展现出来的中国传统诗学气息尤为鲜明，其无论是诗歌意象、诗歌气质与精神，甚至是诗歌的整体意境，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华古典诗学精粹之美以及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诗歌抒情表志，针砭时弊，揭露黑暗，美化社会风气，表达诗人高洁品质与理想……诗歌语言纯正精当，气质端庄精致，给读者美好的诗意享受，传递慷慨、激愤等正义情绪。也许，“闽东诗群”成员未直接阅读或接受影响，但闽东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赋予人特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已渗入骨髓。绮丽景致细腻温雅了一代代的闽东文人，赋予以特有的包括尚文、仕进、隐逸等为表征的区域文化心理。这些心理气质氤氲出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熏习其中，在人生价值取向上注重当下的世俗生活情趣，崇尚自在，讲究意味，这种区域文化心理与区域文化构成特质合成了“闽东群体”生态的重要内容。两者的印证与传承相互推演，相互激荡，组构成特有的文学生态，孕育了“闽东诗群”内在的风格。

一个完整的文学生态系统，必然会使文学群体和流派更呈独特的风采，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群体和流派，必然会使文学生态系统更显完整。“闽东诗群”文学生态学途径的初步考察，或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无论是诗歌的主体研究，或者作品的本体研究，都必须纳入特定时期的文学生态系统中去进行。只有在这个系统中，我们才会发现，诗歌主体生态或者作品本体生态之间有着特定的诗歌生态关联。而这种生态关联又必然要和由自然（宇宙）、社会、文化三个层次有机构成的生态环境建立“互联网”，并发生互动关系。这场宏观的互动关系反过来又影响着特定的文学生态系统所派生的三个子系统：文学主体、作品本体和诗群流派，且藉这三者在生态关联中显示的人生态度、政治观念、审美趣味来确立这一阶段诗歌现象的独特生态位。背负独特的诗歌生态，“闽东诗群”终将跨越着栖身的土地，把视野伸向远方，伸向人类隐秘的信念，伸向诗歌的天职和使命……

陈健，男，汉族，1964年出生，福建霞浦人。现任宁德市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散文数十万字，著有多部散文、评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