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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三十年——当今诗人群落(福建篇)

2019-03-12 17:32 孙琴安

孙琴安

 

第一节  概述

 

福建在浙江南面,处于中国东南部。南宋以后,文运始盛。近世以来,更是涌现出了林纾、严复、陈衍等一批杰出的文人学者,以及辜鸿铭这样的文坛怪杰。新文学运动以来,这里又先后走出林徽因、郑敏、鲁黎、蔡其矫等一批著名诗人。近三十年来,这里又涌现出像舒婷、叶玉琳、汤养宗、吕德安等一批著名诗人,以及以谢宜兴、刘伟雄为代表的丑石诗派和以道辉为首的“新死亡诗派”。

不仅如此,当今在中国台湾、香港和欧美走红的一些诗人,有不少均是福建人,如中国台湾的余光中、张香华、白灵,中国香港的黄灿然、梦如、蔡丽双,美国的黄河浪、施雨等,无不从福建走出。

不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许多省份的诗歌重心和诗人力量,几乎都集中在省会城市,如四川的成都、广东的广州、甘肃的兰州、吉林的长春等,但福建却是一个例外,其诗人力量最强大的首推以宁德为代表的闽东地区,其次则是以厦门、漳州为代表的闽南地区,而居福建中部的省会城市福州,虽然有着吕德安等一批诗人,但整体实力和影响,反不如宁德与厦门而屈居第三。此外,以三明为主的闽西地区也活跃着一群诗人。

 

第二节  宁德诗人群落

 

一、宁德与丑石诗派

宁德地处福州的东北面,下辖福鼎、霞浦、古田等县市。改革开放以来,这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诗人,如汤养宗、叶玉琳、谢宜兴、刘伟雄、康城等。长期离开福建的宋琳虽是在厦门长大,但其祖籍也是宁德。其中特别是霞浦,一个地图上毫不起眼的小地方,先后走出了汤养宗、谢宜兴、刘伟雄等一些有影响的诗人。不过,这些诗人的名字,往往又与丑石诗派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谈宁德的诗人群落,又不得不谈丑石诗派。

1985年5月,在谢宜兴、刘伟雄两位二十来岁的青年诗人的积极筹办下,成立了丑石诗社,创办了民刊《丑石》,当时还仅是一份油印的纸质诗歌读物。他们之所以取名为“丑石”,源自于对成为“美玉”的期待,就像丑小鸭渴望成为白天鹅一样。他们在《丑石》创刊号的封面上还题有这样的话:

丑石是未经雕琢的璞玉

《丑石》是未名诗人的挚友

这话一方面标明了“丑石”当初的寓意,一方面也说明了它最初的低调,只是“未名诗人的挚友”,并不去刻意追求所谓的名人效应。随着诗社的发展,1997年,蔡其矫应邀担任了《丑石》的顾问,并应约为《丑石》题字。1999年,《丑石》改版为四开诗报,2001年改版为对开大报。2002年1月被《诗选刊》评选为全国5家“最受读者关注和欢迎民间诗报刊”之一。2003年又创办了丑石诗歌网,2009年又出版了《丑石诗刊》。而蔡其矫所题的“丑石”二字,也一直沿用至今。2005年5月,在《丑石》创办20周年之际,蔡其矫又题辞道:“《丑石》并不丑,那是自谦。它起自少数同仁,走向团结大多数。顺从自然,吐故纳新。声名远播,影响省内外。不是流派,却容纳流派。创办大型诗报,既有真正的诗作,又有真正的评论。诚实坚定,众望所归。老老实实,走向未来。”

丑石诗社在办《丑石》的同时,也举办过一些大型的诗歌活动,蔡其矫、舒婷、林莽、梁平等著名诗人都曾来此参与,增强了对外的交流,也推进了宁德的诗歌发展。

与此同时,丑石诗社还囊括了宁德地区一些最重要的诗人,如汤养宗、叶玉琳、伊路等。尽管谢宜兴后来调福州市工作。《丑石诗报》的编辑地址也一度移至福州,但丑石诗社的诗人队伍仍在宁德,其诗歌力量仍源自宁德。“丑石”诗派也主要是在宁德形成的。

毫无疑问,“丑石”诗派已成为福建省持续时间最长,也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诗歌群体。

二、宁德代表诗人

 

宁德的代表诗人可以举出很多,汤养宗、叶玉琳之外,还有谢宜兴、刘伟雄和经常参加丑石诗社活动的一群青年诗人,如邱景华、伊路、安琪、探花、冰儿、叶青、三米深等。比较起来,1959年出生的汤养宗算是资历深厚而年事稍长的老诗人了。

1.汤养宗

汤养宗是宁德的代表诗人,1959年生于闽东霞浦,著有诗集《水上吉普赛》《黑得无比的白》《尤物》《汤养宗作品》等。曾先后获得《星星》、诗歌月刊2003年度“中国诗歌奖”,2006年度“人民文学奖”,《诗选刊》2008年度“中国最佳诗歌奖”。

由于长期对诗歌的这份理解、态度和追求,由于他本人的经历和信念,汤养宗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诗风:他的诗行排列相对都比较长,但句子本身并不太长;他很擅长于叙述,可以很从容,有些描写既简要又丰满,视不同情况而定。其语言一般都比较朴实,有些地方甚至还有点笨拙。其早期的诗语更多的是要求“语言的及物性,要求它的精美到位”,而现在却更多的注意语言的自然、随意和本真,尽可能给诗语一个“自由穿梭的开阔地”,因而语言的自由度和灵活变化程度也提高了许多。就他近些年写的诗来看,《我是人间的一件遗物》《寄母亲》《在父母坟地的路上》《在许多无风的夜晚》《断字碑》等,都是他较好的诗篇,有些出彩的好句,也会经常在他的笔底展现,如:

琴用最亮的灯照开木纹

我的指头,帝王的十个兄弟

从白云那么高把梦押回人间

——《琴十行》

不过,若从通篇完妥而又精美饱满的角度来说,《拉大提琴的女人》等诗无疑是他更好的杰作。就凭这些诗,就足以给他定位,看出他的光芒。

2.叶玉琳

改革开放以后,福建出现了两位比较突出的女诗人,一位是舒婷,另一位便是叶玉琳。

叶玉琳生于闽东,长期在宁德工作、写诗。参加过《诗刊》社举办的第十一届青春诗会,在出版了《大地的女儿》、《永远的花篮》之后,她最近又出版了第三本诗集《那些美好的事物》,并获得福建省诗歌一等奖。在我的印象中,叶玉琳的诗一向是以流畅、朴实、亲切见长的,她从不夸饰,也不涂抹浓丽的色彩,但极真挚,读起来舒畅,朗朗上口,有节奏感,虽不分明,却十分稳妥,即使有坚实的地方,也是柔中有刚。而从她这本新诗集中的诗作来看,她的语言显然更加成熟老到,《需要》、《幸福》、《故乡》《夜间行走》等大量的诗,既有着顿挫抑扬的节奏,又有着很好的语感,在自然流畅中仍不失精炼。她对诗歌语言的把握与驾驭能力,无疑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总体上来说,她的语言并不软弱,但仍是柔质的,温馨的,语句中仍充溢着女性的一种温柔感和亲切感。

生活中充满了美。尽管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因为生活之美与自然之美还不甚相同。自然之美容易被人发现,也容易达成共识,而生活之美却因人的生活阅历的不同,或对生活态度的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理解,发现不同的美。叶玉琳有不少诗是写自然之美的,如《白哈巴林的云和雾》、《遥远的金沙岛》、《石门瀑布》、《喀纳斯》等,然而,诗人写得更为出色、特别值得我们称道的,仍是那些描写生活之美的诗。《需要》、《幸福》、《中国南部的天空》等无疑都是有代表性的,“需要幻想,安置眼泪和灰尘/需要孤独,拨开灰尘中的光亮”,这些诗句在揭示美的同时,还揭示着一种生活的哲理。即使在一些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诗人也能发现美,如《课间操》、《一个人在家上网》、《在山姆超市》等都属此类。

不仅如此,诗人还把目光投放到那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写下了《工地上的灯》、《小城补鞋匠》、《乡村乐手》、《小木匠的一天》等一系列诗作,倾注对他们的关爱和同情,从”他们平淡的生活中挖掘美。她在故乡中写道:“戴草帽的姐妹结伴到山中割麦拾禾 / 我记得那起伏的腰跨间 / 松软的律动 / 美来自劳动和卑微。”在《工地上的灯》中又写道:“高高的脚手架,因为幸福的运载 / 才显得从容轻盈。”尤为可贵的是,即使陷于贫穷和艰难之际,她仍以美好自信的姿态敢于面对:“贫穷是第一笔财富 / 日后我所充盈的 / 将爬满他们骄傲的额……”

叶玉琳的诗歌创作早已进入了成熟阶段,并形成了她自身特有的风格,这就是以一种亲切纯朴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和一颗纯净美好的心灵,去真诚地歌唱生活,抒写人生,并尽可能的发现和揭示普通民众的种种生活之美、人性之美,给人以慰藉、希望与激励,从而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之美的认识。她是真正的生活歌者。

3.谢宜兴

谢宜兴生于1965年,与刘伟雄同到《丑石》诗社,自小在霞浦长大。大学毕业后曾做过教师等工作。1981年开始与刘伟雄为诗而进行通信,并与刘伟雄发起成立丑石诗社。著有诗集《留在村庄的名字》、《银花》等,并与刘伟雄合出诗集《呼吸》。

当谢宜兴的《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在《丑石》诗报头版头条一刊出,我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并赞叹不已。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杰作,而且也是描写打工人群生活为数不多的优秀诗篇之一。诗中以饱满甜蜜的葡萄来象征那些从乡村来城市打工的青年姑娘,写出了她们身体的美丽与生活的艰辛,读后给人以回味与叹息。后来诗人自己在回答安琪的提问中也说:“如《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写在城市从事服务行业的乡村女子,写乡村孩子在城市里的人生与命运。……这个题材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已涉及,但那时候我是从乡村的视角看城市,我的笔无法深入城市深处,而来到城市工作后,我从城市反观乡村,我看到了我的乡村姐妹,看到了那些被榨干‘甜蜜’被改名‘干红’的‘葡萄’,她们‘在城市的夜幕下剥去薄薄的羞涩’,‘转眼就流出了深红的血色’。”由此可见,此诗是酝酿已久的,在酝酿成熟的基础上触动了灵感,从“葡萄”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视角切入,写出这一含义丰富、意味浓郁的诗篇。

《水仙花开一场盛大的宴席》一诗,题意相近,虽不如前首,然后半截甚佳:

谁设身处地想过花蕾的强颜欢笑

人们只看到一群水袖葱绿的歌女

把自己掰开成为节日的点饰

以欢乐的氤氳掩面而泣

请你的目光不要解开我香气的纽扣

让我的美丽为自己开放一回

此处的含义极佳,描写也相当出色,但“香气的纽扣”这种形容总似欠妥,香气与香馨,其意相近,但在此处,当以香馨为宜,即使用“香润玉温的纽扣”,也似胜过“香气”二字。否则末二句是可摘引称赏的,一字之差,竟害全句,实在有点可惜。

如果说以上两诗主要是反映打工妹的辛酸生活与困顿无奈,那么《即使活的卑微》一诗则主要反映了他自身在城市生活中的心情与状态,并把这种心情与状态置放在城市喧嚣的黄昏时刻,又掺杂着浓浓的思乡之情,故读来倍觉惆怅与感慨。而他后来所写的一系列怀念父亲的诗篇,即组诗《被带走的称呼》中的一些诗,则以直抒胸臆和场景叙述为多,虽未用寄托、象征等手法,却直以朴素真挚的情感动人。

4、刘伟雄

刘伟雄是丑石诗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1964年生于闽东海上西洋岛,后在税务所工作。出版过诗集《苍茫的时分》,与谢宜兴合出过诗集《呼吸》。

与谢宜兴一样,刘伟雄的诗也一直在“渐变”之中,但他有些诗的确是越变越好了。《台风夜》、《天涯》等诗描写不同的场景,都称得上生动贴切,却因为太注重意象而又未合适地组织好,结果反而未能引起他人的共鸣或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而他后来所写的《花园》等诗,却因物象的集中与鲜明,反而获得了更好的效果。诗中仿佛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供读者自己去理解、品尝和回味。

而他还有些诗,似乎是越变越成熟了,如他在2005年日本之行后写下的《高野山的雪》、《乌鸦,在电视塔上》等一些诗,都标志着他的诗艺与语言的成熟,即使从他近期所写的《夜雨成雅路》、《都江堰》、《三星堆》等一些诗中,也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成熟。《夜雨成雅路》本只是他从成都赶往雅安去参加“凌晨的一场约会”,却写得如此有声有色,有情有义,不可多得;《都江堰》虽写地震后的灾情,却又有几许悲壮,“我看到了力量对力量的倾诉”,至诗之末尾,诗人只得以一种无奈与叹息口气写道,“把所有苦难的叙述/都变成一堆历史的水烟”,又给人一种历史意味的结论;《三星堆》里经常会出现一些闪亮的句子,如“即使只有半个堆也一样 / 把灿烂的往事照得一片辉煌”、“神也不过如此的造化 / 把传奇雕琢得超乎想象的美”等,此诗除了开篇稍弱,大多诗句都显得铿锵悦耳,品格精美。

5.丑石诗派其他诗人

丑石诗派除了谢宜兴、刘伟雄两个核心人物,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诗人,如伊路、安琪、林亚、康城、石湾、探花、三米深等。

伊路,福建人,出版有诗集《青春边缘》、《行程》等。其《漂流瓶》、《海中的山峰》等诗极富象征意味,思绪辽阔,想象丰富;《魂灵们的家》中“我想起那些坐在小板凳上的夜晚/繁星密布的天庭罩在上面”等句,也颇耐吟咏。

安琪这些年比较活跃,《日常生活》、《情动俄罗斯并致我的母亲》等诗均可视为她近些年的代表作。著有诗集《歌,水上红月》、《奔跑的栅栏》、《任性》、《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个人记忆》等。她的诗比较流畅,艺术上有些参差不齐。个别诗篇在青年中有一定影响。

三米深的诗语也比较流畅,《花神》、《少年游》等诗,都流着闪亮的波光,向前游去;《遥寄特克斯》则简洁有情,十分可爱;《不说雅安》显示的则是一种成熟,充满沧桑感,在章节的承接转、转捩处都相当自然老道。

石湾的诗似乎有着更多的草根性与民间性,语言与视角和伊路的诗完全是两码事儿。但在石湾有如口语的民间叙事中,时而会冒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句子。如“窗外开始下雪 / 一个城市缓缓上升”,便美妙之极。《堂姐阿莲》在朴素的描写中,余味不尽,可视为其代表作之一。

探花的诗又与石湾不同,他有着自己的观察和发现,甚至有时会有一种诗的智慧,短诗大胜。如《船骸》、《最后的写生》、《杨家溪之夜》等,都显示着他的诗歌才能。“滩涂上,杂草丛生 / 那些锈蚀的往事在船底蔓延”(《船骸》),意象准确。然后从“桅杆倒下”的状态,又联系到一个男人的隐在内伤,并以此作结,十分恰切。而《最后的写生》中“一些花朵在月光下凋零 / 一些哭声在黑暗中传染”等句,比喻也是十分恰切的。

康城生于1972年,本名郑炳文,漳州人,著有诗集《康城的速度》。他的诗与石湾、探花的诗又都不同而接近于伊路,无论是角度和叙述上都更先锋和前卫一些。由此可见,同为丑石诗派中的诗人,其诗的风格和追求也是各不相同的。

(选自《中国诗歌三十年——当今诗人群落》,孙琴安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孙琴安,男,汉族,1949出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古代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古典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杜甫学会、徐志摩学会顾问等。

责任编辑:郑力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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