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确立的传统和分裂

一

刘伟雄的诗歌让我感到了惊讶。这种惊讶不是来自他的创作对语言、技巧运用多么高明，恰恰相反，是他磕磕碰碰、原汁原味，粗糙得略显笨拙的原生态诗歌语言让我的目光和思维在他的文字里凝成了某个晶体——它映照一个诗人的诗艺和诗心。一般来说，一个诗人的写作时间愈长，他的诗歌节奏愈趋向于平缓、精致。圆润；语言则无一例外倾向于冷竣和雕琢。但当我接触到刘伟雄的人，读到他的诗，心中不禁一颤。在风格上，刘伟雄的诗歌集节制、冷竣、热情于一体，与激越、动荡的诗歌语言及一种内在的不安合而为一。在形式上，强烈的实验风格与传统形式相得益彰并存于他的诗歌中。并且他从未打算冲破传统诗歌形式对他的限制，自觉地把他的诗歌试验建立在这种执着于形式感的基础上。在各种流派、先锋诗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写作无疑需要相当的勇气，以及诗人对现实和艺术梦想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实际上，这也是每一个诗人所面临的“道路的选择和选择的道路”这样一个命题。那么，刘伟雄是否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呢？他在这种选择中找到了他所期待的生命原始的统一感了吗？或者说，他是否为自己的生命动力阀打开了一个出口？答案是肯定的。我在他的诗里听到了回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你将会是一棵树，一朵花/一只饮水的鹿，一块健康的马铃薯/那时候，你还会/历尽艰辛等待另一场雪”

没有任何语言上的刻意和修辞，却轻易地描摹出心灵充满甜蜜、愉悦的温情。在纯粹诗歌的世界里，诗人犹如一个懵懂的少年第一次发现异性的美，整个世界为之一亮，这种惊喜的天真流露似乎与他人到中年的阅历不符。然而我要说，它恰恰是诗人拒绝世俗对诗意的侵蚀，在精神旷野上坚守朴实本色的自然流露。这是一个迥异于声色犬马的纯净精神世界，没有光影、霓虹灯、银匙杯盏。或者说，他的一系列在天地间自然生成的意象使一切关于现代和物质的思考显得苍白。“一块健康的马铃薯”。这种表达完全是“刘伟雄”式的语言，如他的人一样，安静、朴实，拙于现实但对生活洞若烛火。众所周知，一颗树，一朵花这样的表述虽然唯美，但几乎已从现代人的诗歌观念中彻底隐退了。现代写作者显然厌倦了这种“风花雪月”的表达，自然有足够的理由对“一块健康的马铃薯”视而不见。但事实上，他们缺少了一种发现的精神，或者说缺乏发现的能力。幻想与现实滋生的“马铃薯”实际上代表一种清洁的诗歌精神，它从属于更高的诗歌理想：在现实中，没有什么语言不能入诗。诗人所要做的，是将诗歌从贫乏僵死的词语中解救出来，使日常语言成为诗歌自我个性的体现而不是艺术个性的丧失。

在刘伟雄的诗歌里，我们还感受到心灵的痛苦和焦灼，听到自身各个器官的痛苦和搏斗，一切自身的物质都试图挣脱自身；同时，在一片辽阔的境界中充满了幻象，它呈现给我们一派精神的荒凉。朴实和瑰丽揉杂在一起，纯出天然的想像和内心冲突的高度紧张带来的是直指灵魂的尖锐和独自飞翔的诚实：“只剩下河的阴影，白得耀眼/那么遥远的大海，远行的心脏/被卸下了起博器/像一只中毒的猫，抑或是雪盲之后/灵魂，逃离了家园”

为了实现对自我感受诚实，对内心诚实，诗人在这里运用了这样一个词：“一只中毒的猫”。猫温顺的天性与“中毒”的尖锐原本是两个毫不相干的词语，除非是经历了心灵的裂变和灵魂的绞痛，否则无法想像将这两个词语并置的惊惧：那是来自现实和梦想两种完全相反的巨大力量在进行殊死搏斗，当一颗脆弱的心被硬生生拉扯着，它是如此敏感和不堪一击。这同时也是检验一个诗人感受能力的试验石：如何从两种背道而驰的反物质中找到折中和对接点。刘伟雄喂养的这只“中毒的猫”与他此前种植于灵魂深处“健康的马铃薯”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平凡谦卑，后者焦虑动荡。但二者都充满生命原始的爆发力和野性的美，同时意蕴着对苦难的担当。

二

生存无疑是艰难的，它意味着生活充满无穷无尽的矛盾和磨难。但诗人认同了命运，并且逆流而上，于是，我们在刘伟雄的诗歌里清晰地看到：“午夜，我的钟表没有进入明天/它就停在昨天的门槛上/任我怎么敲它，它一动不动/沉沉地睡在时间里面/没有任何声响 像凝固的风声”。

这首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既是诗人作为个体生命在某个午夜时分内心茫然无措，充满自我矛盾而找不到出口的折射，同时也关系到诗人身处的生存处境。诗中同时涉及了“死亡、恐惧、虚无”，并且，他是作为这一生存处境的自觉承担者存在“午夜，我的钟表没有进入明天”。于是，“突然的不安铺天盖地”。在停滞的时间中，该如何渡过这不眠之夜？重要的是不能丧失勇气。诗人理所当然不会丧失生存勇气“我的惶惑在眼睛大睁之后，越过了恐怖的黎明”。这里，有凝固的风声，沉沉的夜色，沙尘暴，没有声响的钟表。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该是多么压抑。但恰恰是这与世俗相对的难得的安静，是一个人抚摸自我，沉淀内心的最佳时机，刘伟雄的大部分作品正是这样一种穿越自我矛盾、挣扎，从沉重压抑下脱壳而出的“健康的马铃薯”。

应该说，在我读到他一系列关于内向挖掘的诗歌中，《教堂》是对心灵冲击力相对较大的一首作品了。这种震撼力来自现实的沉重和语言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对诗人来说，这种落差也是造成写作压力的根源所在。从传统的观念来看，教堂是庄严肃穆，净化灵魂之所在。但是诗人却出人意料地写道“疯狂都集中在这里”，这里的“疯狂”实际上是指所有喧嚣的尘世生命，被物欲利害关系熏染的浑浊之心。它必然会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所搓败、所击溃。“血液、草籽、镜子”，每一个词汇下面都包含着一个存在。我们同样不能忽略了“裤管上留有草籽”这样的语言。乡土题材这样不加处理地渗透到精神领域的诗歌中，刘伟雄是我阅读范畴中第一个。但他的这种渗透极其个人化，十分巧妙，没有丝毫强行介入的痕迹。

正如我们在《一场大雪一场病》中看到，他拥有一种能力，将现代词语和传统词汇强行并置在一起，将具体和抽象并置在一起，创造出一种自然而贴切的效果：“水银一样的童话漂泊着”。不能不说，传统词汇在刘伟雄诗中的效果是朴素而生动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诗歌的精雕细琢和词语的偶然性之间，刘伟雄更加迷恋后者，以及伴随这一偶然性而来发现的快感呢？在文体因素之外，刘伟雄诗歌的魅力更多来自对生活一份质朴、坚定、毫无保留的热爱，对残缺事物和不完美世界的一份怜悯之心。在手法上，他通常选择直接介入的句式，但读者却不感觉它单调和肤浅，因为在此之前，刘伟雄已经用毫不掩饰的悲怜和毫无保留的爱将读者感染了。

三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诗歌是诗人身体的一部分，那么，它就是流淌在我们血管原生态沸腾的血液，而不是经过精巧雕琢的各个器官。虽然，对技艺的强调并没有错，但我们心里都明白，技术毕竟无法替代精神的东西，技术带来阅读上的高潮也无法等同爱与生命对心灵的冲撞。迄今为止，刘伟雄的诗歌在基调上都是飞行的，歌唱的，大部分为人在旅途之作，大海、天空、平原、旧镇、阳关是他诗歌最常见的题材。

刘伟雄的诗歌如他的人一样，伴随着阅读的深入，我的惊讶也在扩大。相信伴随对他个人了解的加深，这种惊讶最终会被更多关于诗歌隐秘的惊喜代替。他的诗歌带给人感受最深的是一种遗世独立的孤独和深刻的忧郁。那是一种来自精神和灵魂，来自血液和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个人气质。如众多关于在路上游荡，在海上漂着的作品一样，他属于个人散步的作品更多是关乎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真诚。诗歌使他始终保持一种对生活清醒的认识。我想，这一性格的坚执肯定与一个人早年的生活经验有关。它根植于早年对生活的贫穷、寂寞和历经沧桑深层的触摸和追忆。虽然奥登说过“我认为写诗不能改变任何事物”。但正如刘伟雄在《平原上的树》代序中所说，每一个诗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在这里，我愿意引用其中的一段话“对诗歌的渴望大多萌生于对生活绝望的边缘上，一种逃避的得意，一种被嫁接的欣喜，一种期待如恋爱的焦虑，一种静如处子的澄明。”

写下这些文字，在刘伟雄布下的文字迷宫里转了一圈，仍没有找到出口。与他一直在路上的写作一样，我的这些文字也不过是想为自己的困惑寻找一个出口，这当然是徒劳。但我相信这条隐蔽的通道一定存在。在刘伟雄的作品中，它们等待更多的评论家去发现。也许，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我将再次叩响那扇神秘的暗门，在某个豁然开朗处，摸索的灵魂将被更好地照亮。希望有一天，在语言的阴影之内，我能发现一个光辉澄明的境界，和刘伟雄“静如处子的澄明”合而为一。

冰儿，原名戴乐阳，女，汉族，上世纪70年代生。原籍湖南，现居厦门。已出版诗集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