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光，在时间的门槛上

余　禺

许多友人都喜爱游刃的诗，一谈到游刃，必定都谈他的诗。他为人单纯，寡言少语，其吝于口头表达也逼得人须更多通过阅读他的写作来和他交流；他与个人性格极为合拍的诗作也成为一种修辞，即在同外部世界的应照中做心灵内部的敞开。他年纪尚轻，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他所居住的偏僻山县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构成闭塞嫌疑；相反，他的视野是开阔的，这就形成了虚灵之于实存同体而反向的姿势。他的诗写作在意识的谙察与混沌的中间地带。他不以思想写作，我注意到他对自己的调整，最终他回到自己的感觉形态，从自己的生活出发寻到一种本真，又不可谓不深邃。在对诗的本体性追求上，他知道诗重新诞生的使命，也知道被定义为诗的东西是什么；而他的自觉又与个人的心性相关，即由本体自然生长而出，形成一种舒缓的语调，既简洁又绵延，既对外沉默、向内自语，又努力呈现时间、空间在物质与心灵世界中的秘密。

游刃的诗可谈的很多。在被其诗所感染的间歇我发现自己并非始终把知觉目光放在他不断引人注意的乡野自然和过往时代的风物上，诸如铁匠和采莲的农家女、秋风和菊花、蓝色的布帘、废弃的木村厂、“类似搓动筷子的声音”的鸟的叫声等等。我由是在一种美的诗意的重临中被甩向当下都市化生活的种种——手机、电视、大盘指数、名牌商品……然而游刃从来不正面言及这些。并非这些在他的县城有何缺少，而他能让你产生知觉的反弹，这就够了。然而假如游刃同某些诗人一样仅仅“继承性”地关注于自然山水，仅仅知识性地运用那种传统人文的既成的意绪，那么我们势必不能从中获得诗的当下重临。游刃的心灵实践毋宁是发自与个人生活相关的真切、敏感的生命律动，无论秋风或鸟声、纸绳或菊花，每每对于时令、物候、各种具体事物和抽象情境、意味的细致感觉、冥想，都仿佛从未有过，是当下一次性地生成的。如此，他并不避讳那些熟见的原型意象，因为那些原本是被他个人的心性所再召唤、再触摸的，虽然也并非与他的社会、文化知性无关。

因此他的一些成功诗作，其中生长的诗意没有阻隔。而与他的性情相协调的，他的诗艺自觉也使他往往并不纠缠于某些具体的喻旨，他甚至不将所谓“诗意”神格化，而更多只是呈现。这里，游刃的诗提供了诗歌于当下重临的两个层面（因其不可分离而可谓“提供”）：第一，作为“呈现”的诗，他早想到“冷处理、低视角”的抒写策略。在实践中，他的情感具有内在感染力，但无论现实还是超现实情景，他所使用的却越来越不是抒情句，而更多为叙述句，其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陈述的、叙事的、推演的和暗示的。这在《重读友人昔年书简》《秋风》《清晨》《冥想》中有很好的体现。即使如《召唤》一诗，“我”和“另一个我”之间的辨析，更多显示了对自我的关注，虽然那辨析没有结论，但辨析本身成为一个姿势，被客观地描述了出来。同样，《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也作为生存的和心灵的一种状态而被诗人自己所观照。

这里，游刃吸纳了新时期以来诗歌创造的一个机制，即那种旨在克服似是而非之主观定向的局限的努力。但作为以语言为媒介的诗，尤其是熔铸了作为现代人丰富内心的写作，当主观被作为客观来构筑，就仍然不能不是一种表现，而其“构筑”也就不是冷冰冰的。语象是事物本身，语调是内心的音乐。游刃的贡献恰好是以第二层面做出对第一层面的消融。因此第二，如前文所及，由于他对语言的敏感即对生命的敏感，他的叙述化的言说方式便同时是一种情动于衷的言说。其语调形成的抒写品格并不仅仅表现为“秋风吹着我的肋骨……/……秋风吹着我的眼眶/……秋风吹着……”等同一句式的反复，或“在灵感到来的那一刻显现了/偶然的奇迹：作为众生中的一个就是/每一个”这样的断句方式造成弱音句末重音句首、一悬一接、绵延跌宕及语义有所侧重的语势效果等等技法的运用上，而更主要表现在建立在个人生命本有意绪上自然呈现而不必营构、难以冒仿的、轻声细语的调子，语义和语符、语式融为一体的调子，表面低回而内里别有洞天的气韵。语言由是成为生命的直接现实。如此游刃才让我们领略了对应于当下浮华世界的、新的清明而委婉之诗的可能。

（原载《福建文学》2002年第2期）

余禺，本名宋瑜，男，汉族，1955年生于厦门，祖籍闽东。1966年回闽东生活。曾任《台港文学选刊》杂志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理事、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创作有各类文学作品散见于报刊。出版诗集《过渡的星光》、散文随笔集《拾箧集》，文学论述《复眼的视界》。多次获得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