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冷峻到宁静，从形而上到草根

孙绍振

几年前，我曾经评论过伊路的诗，我的论断是：在冷峻中表现激情，在激情中作深邃的沉思，是伊路的才华的突出表现。

如今放在我面前的几首她自选的代表作，却呈现出另外一个伊路。

她的激情，她突然冒出来的智性的冲击，变得稀罕了。

她似乎变得宁静了，不那么剑拔弩张了。

但是，却并没有丧失深度，不过这种深度，不是以前期作品中那种可以句摘的警策的语句为特点，而是渗透在整个诗作中的一种意味，相当深沉，而又圆通，妙不在句，而在句之间。就句子而言，她并不追求诗化的警策，倒是显示出一种口语的朴素。这早在她的2000年的一些诗作中表现出来了，例如她的《随时会大笑起来》几乎没有任何刻意的诗化的痕迹，那残墙上的旧镜子，照出了一个捡破烂的老妇人。她似乎对于悲惨的命运不但无动于衷，倒仿佛随时都会大笑起来。人生荒诞，人间冷漠，是震撼人心的，但是字面上是平静的。

这是一种更为自然，更为深邃的境界。

比之她早期多少有点刻意为之的诗境来说，肯定是一种突破。在最为平淡的感觉中，全面渗透着深邃的意味。读她的《新世纪第一天的太阳》，这种感觉更为明显。妈妈临走时，留下一床羽绒被，叮嘱她要晒一下。她就在2001年的第一天，晒了。她像前期那样，用了一些夸张的效果，例如“新世纪第一天的太阳 / 在整个天地间向我大喊一声” ，晒了被子，就感到“光明的殿宇空前的富有” 。光是从这一点来看，和她前期的作风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这并不是她概括的焦点，而是陪衬。她真正的哲理性的概括是比之前期要平静得多：“我感到生命的遗憾不是死亡，而是没有把一个人做足” 。她的哲理不像前期那样鲜明了，而是有点宁静致远，似乎没有烟火之气了。

这使得她的诗更经得起欣赏。

这是因为她变得更有思想。当然，她的独特的思想离不开她的感觉，但是，她的感觉常常是相当平淡，没有了奇特之感的感觉，她几乎从来不对惊人的事变发出什么特别的话语，她偏爱对琐碎的、不起眼的事物，诱导出某种宁静的感觉来。没有什么惊人之语，也没有多少强化的效果，但是就是在这些日常化的感觉后面，她的思绪却在无形地无声地深化了。像《车过平潭岛》，几乎全是现象的罗列，渔村、泥泞的村路、山下的木麻黄、石屋，不但没有什么特别引人之处，而且似乎她个人也对之没有特别的情感。也许在有些诗人看来，可能是诗家大忌。可是就是在这种没有关联之处，她默默体验到她自己的思绪和这小渔村杂乱的现象一样：是“被如此地纵容” 。《从窗口可以看到的工地》更是这样，她所看到的是有些煞风景的现象：脚手架上的几条裤衩，但引发的思绪却是相当悠远：等到封顶，民工们盖好许多（别人）的家，清扫干净的是（自家）囤积在墙角的愁闷，而卡车运走的则是“最近的往事”。她的感觉由于思想的深沉而获得了生命，感觉在她笔下，似乎到了信手拈来，不加选择的程度：不管是什么样的现象，她都可以从中倾听到自己灵魂深层的悸动。这种深层的默想，表面上是无声无息的，但是，却常常有发人猛省的冲击力。她总是很自由地在别人看来是无关紧要的现象中感到琐碎的生活与自己生命的深刻联系。像《看不见的限制》，从平凡的街路，她感到了每条街的尽头都有一条通向墓园的小路，个人的生命既通向繁华的路口，也通向墓园的凄凉白花，这就是生命的限制，但她没有把这当作悲剧而大动感情，而是作为哲理来独自享受。

在她笔下，有的只是生命的体验。她早已不在乎美或者丑，不管是美丽的小鸟的歌唱，还是旷野的牛尾巴，她的感官都不着意于欣赏，她超越了美和丑的表层，而有现象学的“还原”法，使之达到某种宁静的初始状态。从小鸟和牛的自发动作中，她可能发现生命的自然律动。她把对于生命的每一种体验，都当作审智的追求。

她的思绪的深化往往有两个极端，一，是不管什么看来平淡之极的现象，都与她的内在情感和思绪遥遥相对，息息相通。二，是不管多么与她无关的东西都有一种自在的意义，有时甚至给人一种禅宗的感觉。前者令人想起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后者令人想起王氏的“无我之境”。无我之境，更使我感到惊异。有一首叫作《早春》的诗，可惜她没有选在这一组诗中，但我却以为应该介绍：

忽然发现整个原野惟一在动的是

四只牛的尾巴

庄重如凝着风暴

一撩一拨都似叮咛

牛低沉的头仿佛和身后的尾巴无关

牛也仿佛与自己无关

被它啃进的青草是否和肠胃无关

四条拂天拍地的尾巴间

多了一只翻山越谷的蝴蝶

这蝴蝶也仿佛与它自己无关

这种“无关”的禅意，或者是康德式的自在的世界，其哲理是深邃的，而文字又如此平易。也许，可以这样断言，她已经超越了过去那种凭借生动的感觉升华到哲理的写作的层次，进入了一种以把深邃的智性渗透到更为自然的感觉之中的高度。

当然，这种禅意的写作，她只是尝试，并没有把生命全部奉献的野心。我想，严酷的现实和她的平民心态，还有诗歌的责任意识，都不允许她在禅宗的境界中留连忘返，她的心，她的感知，她的语言，只能从现实中获得灵气，她最关切的，还是底层的命运，特别是那些司空见惯了的、麻木了的艰难，像《运货车》那样破旧，那样寒酸，尤其是在过铁道口的时候和小汽车相比，但是它“饱含隐忍的耐心”“只为了能够前进  能坚持到目的地”。这令我想起“颂歌”这样久违了的字眼，但，这不是廉价的，不是奉命的演绎，而是从琐碎的、单调的、不乏苦难的生活体验中提炼出来的。这是一种草根式的颂歌，虽然渗透着无奈。但是，无奈中有坚韧。当然，这只是她近作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似乎更不可忽略，应该以《用了两个海》为代表。在我看来，对于理解伊路来说，这可能是她的诗的纲领，也是她生命的纲领。不从根本上读懂这首诗，可能就读不懂伊路。在这里，一方面，她“是形而上的”—— “ 似乎只允许眼睛和心灵行走” “ 每一根线条”都“ 要整个天地共破译”。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本可不食人间烟火，从哲学的宝座，俯视芸芸众生，但是，另一方面，她是形而下的，明确宣示她是“世俗的  有点浑浊  ”“像忙碌的大叔大婶”。对这样的生命，她总是怀着“心里的祝福”，但是更有个性的是，她是那样卑谦，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说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女性诗人令人心灵颤动的刚柔相济的深邃。从近三十年福建诗歌，乃至中国诗歌所走过的道路来看，伊路的艺术生命，艺术感染力，经住了历史的严峻考验。她诗如其人，长期低调、沉着、冷艳，拒绝张扬，连参加她所热爱的诗歌的会议，都选择不为人注目的地方。对于某些时髦的潮流，她守身如玉，对于来自西方走马灯式的旗号，她在漠然中表现出一种心里有数的宁静，除了忠于她所认定的艺术，忠于她自己，她似乎有点什么也不在乎。不惜把三十多年的美好青春奉献给诗歌，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但是，熟悉她的读者，热爱她的读者，和她一起，从上升的梯度，回顾来路，应该和她一起发出欣慰的微笑。

（发表于《诗刊》（上半月刊）2011年3期）

孙绍振，男，汉族，福建长乐人，1936年出生，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外文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顾问、福建省写作学会会长。著有论文集《美的结构》、《孙绍振如是说》、《文学创作论》、《孙绍振默文集》（三卷）、《论变异》、《幽默五十法》、《美女危险论——孙绍振幽默散文选》、诗集《山海情》，散文集《面对陌生人》等。《文学创作论》获福建省10年优秀成果奖、台湾祁枫文学奖、全国写作学会一等奖，《美的结构》获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