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闽东诗群”的成因探析

许陈颖

摘要：“闽东诗群”作为闽东乃至福建的文化名片已经形成一个令人瞩目的地域性文学现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闽东虽然地处偏远，但诗人仍以共同的艺术追求加入了时代的审美语境；同时，山海交汇的独特地域条件使闽东诗人不仅有扎根现实的能力，同时也具有了超越的精神；老一辈的专家、学者，诗人内部的互相扶持、传帮接代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文学氛围，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为闽东诗群提供了充沛的发展条件。

关键词：闽东诗群   文学现象  形成原因

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福建闽东，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在这片优美风光的南方土地上，涌现出一批诗人。他们大部分早年来自乡间，并从事着与文学几乎无关的职业，民间大地上存在的文化经脉几乎融入了他们的血脉，使他们立足于乡土文化的同时，又有着独立视域的思考，他们的诗歌努力把自己的精神追求与日常生活中各种生机勃勃的文化因素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批判自由和审美上的愉悦。

闽东诗群由六代人形成的梯队：40年代：薛宗碧。50年代：汤养宗、伊路、余禺、哈雷、闻小泾、还非、伊漪、杜星等。60年代：叶玉琳、谢宜兴、刘伟雄、游刃、王祥康、空林子、郭友钊、迪夫、曾章团、庄文、石城、阿角、周宗飞、白鹭，林著等。70年代：俞昌雄、友来、林典铇、张幸福、李师江、王丽枫、何钊、陈晓健、林芳等。80后的陈小虾、黄加芳、苏盛蔚、张颖。90后的韦廷信、张瑶等等。他们在省级以上的文学报刊发表了数以万计的诗歌作品，出版个人专著近百部，数千件诗歌作品被收录全国各类权威诗歌选本，并在国家级、省级各类文学评比中频频获奖。2018年，汤养宗获得了鲁迅文学诗歌奖。他们以个体的努力推动了群体的发展，形成闽东诗群。同时，与诗歌共同成长的还有一批闽东的诗评家，如游友基、黄平生、邱景华、陈健、许陈颖等，他们与诗人们长期互助，彼此学习，带动着整个诗群的理论水平的提升。三十几年来，诗歌在闽东，不再是一条寂寞枯燥的单行河道，而是千百支水流汇聚、活跃着的海洋，已经成为宁德乃至福建的文化品牌之一。

当然，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学现象，其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既不能忽略它与世界文化大语境的联系，也不能忽略它与本土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比如现实生活、地域文化、政治影响、人文关怀等，这些原因可能不是文学本身，但却对文学现象起着重大的影响。

天时：行进中的坚守

（一）时代审美氛围的感召

一切事出有因，“因”首先在于“史”。

谢冕说：“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从来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社会禁锢就谈不上文学的自由，就诗而言，诗的开放是社会开放的恩惠。”[i]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了自己的历史转型期，政治动乱的结束使中国从自我膨胀中清醒起来并从国家初开的窗口探出头来，看到了自身的局限并受到强烈的震撼。诗人具有敏感的心灵，他们在这开放和交流的历史冲击中最先捕捉到时代的动脉。围绕着“朦胧诗”的兴起，中国的审美文化语境开始变化。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大蜕变，绝对不是在朝夕之间完成的，而应该是个历时性的过程。文化语境的变迁首先引发了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的新诗歌热潮，这股热潮盘旋着渗透到具体的县、乡、村，终结于民间具体个体的审美趣味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起，诗歌开始在闽东星火燎原，其间的互动、变化、 传承的关系渐渐开始复杂起来，很难给予一个清晰的界定。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每个时代变化的最后原因和本质就是一种称之为“绝对理念”的精神，而且它最后总是要化身为事物或现象来得以实现。

闽东虽然地处僻远，但依然被文艺新时代的曙光照耀，来自闽东的各地、各乡镇的一批年轻诗人们敏锐地感受到一种崭新的文化因子，并萌生出不受传统习惯约束的、传达自由的心灵思考的愿望。虽然，强大而僵硬的非诗化社会仍然是主流环境，但闽东这块土地对文艺却注入了更多的青睐。在时代审美启蒙之下，这批年轻人自发地走到了一起，来自闽东各个乡镇的年轻人，成立了诗社如“七一诗会”、“龙江诗社”、“南阳诗社”、“九童溪”、“麦笛”、“八面风”、“诗岛”、“海音诗社”等等，诗人蒋庆丰以《三角帆》为阵地，组织创办了的闽东青年诗歌协会，那些潜藏在民间的诗歌力量都在这个时期破土而出，一批在当时没有名气、没有地位、甚至没有职业的诗人们仅凭着对诗歌的一腔热忱，他们就走到一起。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霞浦的诗刊《丑石》。从1985年的第一份油印小报到今天中国的十大诗歌民刊之一，霞浦诗人刘伟雄与谢宜兴凭着对诗歌朝圣般的情怀，利用工作的业余时间，打造出一个纯粹属于诗歌的交流平台。没有任何的利与益，人与人之间就可以充满信任与关爱，这就是当时诗歌在闽东的魅力。

[i]谢冕《谢冕论诗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4月，124页

（二）立足于民间的诗意坚守

时代在激速地变化着，人们被裹挟其中并改变着原来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经济形式的多元化和社会的多层次化，使中国的语法和词汇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和分化，特别是90年代中末期，理想主义的火种已经在社会的阵痛中暗淡下来，继而代之的是大众文化的兴起，打破了原来单一的精英语言一统文坛的局面，许多应时应俗的诗歌趁虚而入，部分的诗歌中断了实验性的艺术实践，投入了商业化的运作中。诗与时代兴衰、民众忧乐紧密结合的情况开始式微，并出现多种话语并存、泥沙俱下、旗帜纷呈的局面。但是，在众语喧哗、充满诱惑的时代语境中，闽东诗人一如既往地仍然执着于对诗歌艺术的崇敬和探索，这是值得一提的现象。

闽东诗人们大都来自乡间，他们在与民间的对话中发现了民间意义所在并认识到这种意义的珍贵性。他们在生活环境的变动与视野的扩大中寻找着与民间最佳的契合点，而这个过程又是与三十多年的社会变迁与文学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使他们的诗歌呈现出摇曳多姿的自由姿态与独立思考的精神面貌。从早期的“海洋诗”到“先锋诗”，汤养宗立足于语言与生活本身的色泽、光亮、气息之间的承接性，交替运用了多语音、辞格和语体手段多方面和立体地表现错综复杂的当代生活与生命体验；作为大地的女儿，叶玉琳的诗中对民生疾苦有着女性细腻的体验与关切，《小木匠的一天》、《卖水果的老妇人》、《安宁》、《他们》、《我始终能望见工地上的人和尘土》等系列作品中，诗人立足她的艺术经验使得民间的资源得以创造性的转化；在诗集《苍茫时分》、《平原上的树》、《呼吸》里，刘伟雄有着大量通过写景或物来关注普通人生存状态的诗歌，他坚守着民间大地的精神起点，并努力使其思想品性获得更广阔、深刻的精神成长空间；谢宜兴的乡村体验使他对被城市文明所遮蔽的地方有着敏锐的审视，在《留在村庄的名字》、《银花》、《呼吸》等诗集里依据民间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逻辑和思维逻辑去考量现实，并设身处地为他们的遭遇代言；伊路善于从内在的心灵视野出发，从日常生活的间隙里提炼诗意并让它们折射出新的光芒与活力；王祥康擅长从日常轻微细小的事物写起，并把眼界延伸至遥远；林典饱以生活有一颗敬畏的心，“慢”写日常，把自然状态下的美好生命写出瓷器般的色泽。还有闻小径、林芳、眼儿、蓝雨等等……他们一直都把对诗歌艺术追求放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与日常生活发生碰撞、交流与沟通，保持着自由、独立、包容的审美追求，“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闽东诗群几十年来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并能深刻地进入当下不断的变化着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灵魂中去，让诗歌依然有进入生活和美化人心的能力。

新时期为闽东这批民间诗人的出现和繁荣建立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同时，个体的诗意坚守和自我创作观念的坚持，使他们在诗歌前进的道路上不惮于奋斗，诗群也就在各种的探索跋涉前行了。王光明教授在2004年闽东诗群研讨会上说“：闽东诗群有一种非常可贵的坚持，它给予我们一种启示，那就是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怎样保持一种平衡。这是一种非常自觉、非常天然的追求。”这正是闽东诗群独特魅力之一。

地利：来自地域民间文化的审美影响

审美大语境的变迁，它的影响力是辐射向全国各地的，但是，为什么闽东诗群能在三十多年的坚守中脱颖而出呢。这里既有天时的因素，也有地利的影响，毕竟，任何一个作家在创作中都无法彻底摆脱他所生活过的土地。 

当代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恋地情结”[i]，他认为人生活在具体的地方之中，地方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环境，人与其生活和经历的土地及民间文化之间存在着深深的心理和情感联系。虽然中国自秦代以来实现了大一统，但那些不同的地域依然依靠着“集体无意识”把不同的文化脉络和文化属性代代传承，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板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不同的文化板块既有不同的统一文化模式的影子，也孕育了不同的乡土民间意识和不同的地域作家。    

[i]段义孚，《逃避主义》，周尚意、张春梅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9页

（一）山海交汇的地域文化

环绕闽东周边的大部分是重重叠叠的陡峭山峰，但同时，它又面临着碧波万顷的大海，造就了闽东的山野气息地和海洋气象的独特交汇。

首先闽东面对的几乎是内海，曲曲折折的漫长海岸线，星罗棋布的岛屿，宽广的海湾，内有全国最大的滩涂，潮涨潮落带来的是丰富的海鲜产品，这样的海与传统意义上的海洋并不完全等同。大洋与外海常常与战争或鲨鱼类的大型攻击动物相关，而内海则相对安全，它不仅能提供丰富的海洋食物，又使人无须处于戒备的状态。其次，重叠多山的地域特点虽然也能提供多样化的生态链，但也使闽东的交通相对落后，比较封闭。因此闽东既然无法成为商业中心，与政治中心也是相对疏离，但自给自足的天赋富庶也滋养形成闽东人骨子里的闲适的文人心态。最后，闽东长久以来还是中原人士的避乱或逃难的目的地，他们对生存的反思和苦难哲学长期而缓慢地注入了闽东人的意识中，使诗歌及诗人有了滋生成长的条件。复杂地域性因素，形成闽东的地气，潜伏、盘据在人的内心深处并通过基因代代相传,使得闽东在历朝历代的整体创作中有了丰富的可能性。从唐神龙开闽第一进士薛令之到宋代谢翱，闽东诗文都从来没有停息过创作的脚步，所题楹联和留下的墨迹无数。诗人陆游任宁德县主簿期间，也创作大量关于闽东的诗篇，对后代闽东文学活动影响颇深。元、明、清时期，闽东也出现过不少重要诗人，他们均有精品力作留传世间，“五四”时期，著名的“九叶派诗人”杜运燮，在全国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这些来自多方面的、丰富而驳杂的诗歌传统，从遥远的古代一直漫游而到，汇聚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一批新时代的闽东年轻诗人的身上，从个体的闪光到群体的互动，诗歌空前繁荣，闽东诗歌再次声名鹊起、享誉全国。，闽东诗群虽然在整体面貌上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特色的态势，汤养宗《人有其土》、叶玉琳《海边书》刘伟雄的《乡村》，谢宜兴的《梦游》等一批作品中，的确风格迥异，诉求和表达也各不相同，但在这些优秀的作品幽微深隐之处，我们依然能感觉他们作为记忆的源泉，换句话说，是闽东这方山水人情唤出了他们身上最有创造力的地方，闽东诗群中还有更多的诗人，林芳、蓝雨、陈小虾、眼儿等，作为女性，她们也有对闽东山水的表达，更多关注的是此在，关注身边细碎的日常生活，关注脚下这块日新月异的土地，从自己灵魂的视角出发，渴望还原生活被裹挟之前的面貌，从而建立起对此在生活的热爱。

（二）扎根民间的超越精神

日常的生活是一种常规性的行为模式，提供了人们的安全感和熟悉感，但是也会消磨人的创新意识和忧患意识，使人们沉沦于平均化的状态。“确立自己的民间立场，不是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也不是迎合世俗，而是为了这种精神的生长，使思想和追求变得更加明晰，使激情和劳作变得具有生命力”[i]海洋文化给闽东人精神和生命上的滋养，同时，也给他注入了活力和冒险的因子，使他们产生了超越的愿望，即高于正常生存需求的审美理想；山野精神赋予了闽东人踏实的行动力，他们不会沉湎于虚无地幻想和无病的呻吟，而是通过“现实出走”和“精神碰撞”这两种方式让民间世界转化为艺术的境界。

现实出走，“人在不同状态和不同空间体验中，即不同生活体验中清楚地看到进步”[ii]。行走，带着从日常中超拔出来的力量，在丰富人生阅历的同时开拓着人们的视野。如谢宜兴、伊路、哈雷、宋喻、游刃等等，他们走出乡村，甚至走出闽东到更发达的城市生活。但无论走到何处，身后长长的乡土之根，终身相随。所以，他们的诗歌仍然能从民间的立场理解日常各种生活及情感表达，而且还能以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构建诗歌的新品格；旅行也是出走之一，刘伟雄、谢宜兴、叶玉琳、王祥康等人，他们的羁旅诗热爱着景色中的灵魂，与风景中的大生命的共呼吸，去探得现实中追慕不能的境界。正如刘伟雄所说的：“旅行不但是去寻找诗的题材，而且更是用你的双脚来对你的阅历你的生命发出叩问。”[iii]

精神碰撞是通过学习与交流，在精神上现实自我否定与超越，努力使个人从片面走向完整、从单一走向丰富、从肢解的实际人生里找回已经失落了的本真世界。汤养宗一直栖居在海滨小县城霞浦，但他的诗歌通过对语言的更新，颠覆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惰性链条，每一次都要把自己移置到批判审视生活的新的语言视点上。正如霍俊明评价：“他指向语言、指向自然山水，更指向一个时代焦灼尴尬的诗歌精神。”伊路清晰的知道她生活在“世俗的”海中，但她始终坚持用自我内在的节奏与外部世界达到平衡，她在个两个海之间不断地修缮自己，三十年间，她的语言风格从激情地的抒写到现在澄净、坚实，写下了《人间工地》等一系列优秀的诗篇。叶玉琳早期的诗大量笔触伸向朴实明朗的民间生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幽微朦胧的形而上世界……许多诗人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但是一路走来，闽东诗群的诗人们天然地具有一种对平庸现实超越的力量，进入民间世界并揭开日常世界之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实现生活的诗意提炼。

[i] 王光东，《民间的意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10月，162页

[ii]宋秀葵，《地方，空间与生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8月，131页

[iii]刘伟雄，《平原上的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4月，180页

人和：来自现实民间的温情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三十几年，闽东诗群从个体到方阵，形成了宁德乃至福建的一个文化品牌，这种现象的形成不仅仅是天时、地利，同时也与闽东的人文环境有关。

（一）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厚爱

闽东诗群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与前辈诗人与诗评家的厚爱是不可分割的，随着闽东诗人的捷报频传，曾有三次“闽东诗群作品研讨会”在宁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诗人、专家学者齐聚宁德，共同探讨闽东诗群的创作得失，为闽东诗群把脉诊断，献计献策。并归纳出闽东诗群的几大特点：求同与求异的互补；立足地域与走出地域的把握；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创作与批评的共生。也中肯地提出提高整体文化水平修养，更好地把握地域性与民族性、世界性的相结合，争取创作经典性作品等建议，为闽东诗群与外界的交流与学习建立了一个良好的通道。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著名诗人蔡其矫、舒婷、曲有源、林莽、梁平、王明韵以及诗评家王光明、陈仲义、商震等都给予了闽东诗群无私的关怀与提携。霞浦的“丑石诗群”不定期地举办了将近二十多期的活动，作为《丑石》顾问的蔡其矫和王光明老师经常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点评作品，指导创作。这些前辈诗人们永远保持着一颗诗意的童心，带领着乡镇上的这些年轻诗人们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里发现诗意。蔡其矫老先生辗转坐车，前来为霞浦诗人谢宜兴主持婚礼，他还屡次为《丑石》《八面风》等诗刊提写刊名。福安在办刊资金紧缺时，由社长黄曙光牵头曾自费创办了诗社第一家书店，蔡其矫老诗人闻讯专程赶到福安祝贺，并担任义务售书员，将自己带来的100本新诗集《倾诉》签名售书所得全部捐给诗社。这样的琐事不胜枚举。前辈们的德厚流光鼓舞了闽东这些年轻的诗人后辈，诗歌内外的高情远致代代相传。

（二）诗群内部的互相扶持

俗话说，文人相轻，但这个现象在闽东几乎不存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诗歌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诗歌广受批评的时代，诗歌内部有激烈的争论，诗歌外部有热烈的期待。他们聚在一起，彼此拍砖，为不同的创作理念争个面红耳赤，成就却是诗人们深厚的情谊和愈发坚定的诗歌创作追求。

以闽东的诗歌重镇之一霞浦为例。在这座已海滨小城里，走出了汤养宗、叶玉琳、刘伟雄、谢宜兴、郭友钊、空林子等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从八十年代的乡土诗开始，他们都在交流中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创作方向，同时，借助“丑石”这个诗歌平台，年轻的诗人们抓住所有的时机积极参与到各项文学活动中，这些不管是官方主持的还是民间主持的活动，在客观上都能给诗人们打开眼界，吸收和接纳了各种讯息的同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创作路子。 2014年，从丑石诗会回来的85后青年诗人苏盛蔚，与韦廷信，黄逸一起，以“为发起闽东第二波诗潮而努力”为口号，以“互为听众”和“诗歌在义工”为理念，成立了海岸诗社，会员达到70人等。他们利用新时代的工具，超越了地域的局限，通过微信群、网络等进行热烈的诗歌交流。年轻活力的诗人们在2016年8月20日在霞浦长春高罗下洋城成立诗歌基地，即半岛书屋，带动了闽东年轻一代的诗歌写作。

此外，闽东诗群里新人辈出，这与诗群内部注重挖掘、发现、培育诗歌新人有着很重要的关系，以闽东的另一座诗歌重镇福鼎为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老诗人薛宗碧担任福鼎文联主席，他不仅以作品来传达出时代的情绪，同时在现实生活里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荐与培养诗歌新人，优良统传递到下一代，到90年代，由王祥康、林典刨、白鹭等几位诗人自发成立“诗歌沙龙”，通过经常性地组织诗歌交流活动，随着在福鼎工作的刘伟雄、迪夫等诗人的加入，进一步促进和繁荣了福鼎的诗歌创作，并成立“一片瓦”诗社，开展了诗歌沙龙与采风等一系列活动，涌现出了王丽枫、陈小虾、蓝雨、林承雄、董文峰、林群、福林、陈丽群、紫藤、谢梅李等一批诗歌新秀，现有成员30多人，成为“闽东诗群”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闽东诗群形成，这批以“出生”或“生活”地命名的诗人们，在商品经济日益繁盛的生活面前，选择了诗歌作为他们的心灵栖息地。在诗歌里，有日常细节，有悲悯情怀，有热烈也有恳切，同时，他们写作、朗诵、办民刊、出门、讨论，以赤子般的情怀进行坚持和守护，才使诗歌在这片土地上仍然以纯粹的面貌得以绵延和生长。

[1]谢冕《谢冕论诗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4月，124页

[1]段义孚，《逃避主义》，周尚意、张春梅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9页

[1]王光东，《民间的意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10月，162页

[1]宋秀葵，《地方，空间与生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8月，131页

[1]刘伟雄，《平原上的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4月，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