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之光 | 伍明春：诗意福建，“闽派诗歌”开启新征程

法国理论家丹纳的《艺术哲学》指出，某一地区的自然气候不仅左右着各种生物的生长，也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精神的”气候。而这种“精神气候”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品的生产。福建的地理位置本身就颇耐人寻味，一方面，闽地属于沿海地区，拥有一条美丽而漫长的海岸线，让人联想起一种开放性；另一方面，由于武夷山脉等群山的阻隔，闽地又一向被视作边远之地，因此与某种封闭性相联系。地理位置的这种矛盾性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塑造了闽派诗歌的某种“精神气候”：它既产生过一些全国性的影响，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著名批评家孙绍振先生近年关于闽派文论的评价，也可以移用于描述闽派诗歌所蕴涵的某种文化意味和精神姿态：“京派和海派有着很广泛的包容性，包容着纷纭的文学观念，融合着省籍的差异；而‘闽派’，则坚守着省籍的和文学观念的双重认同的准则。”（《闽派文论丛书·总序》）换言之，闽派诗歌首先是“福建的”，同时它又超越了福建的地域性局限。朦胧诗代表诗人之一的舒婷的诗歌写作，堪称体现闽派诗歌这种特质的一个样板。

作为一个写作区域，福建和北京、四川一道，曾被当作中国当代诗歌的“金三角”之一角。这个名号，如同“福建是散文大省”的说法一样，表明了人们对于闽派诗歌所取得的成绩的一种认同。与之相呼应，著名诗人蔡其矫先生也曾勾勒了一幅福建当代诗歌的“金三角”结构图：省会福州－闽东地区－闽南地区。这个观点既表明了诗坛前辈对闽派诗歌的一种殷切期望和特殊关爱，也略显矜持地暗示了闽派诗歌的不俗成绩。事实上，长期以来，诗人蔡其矫扮演着闽派诗歌精神领袖的重要角色。一方面，他以其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为后起诗人的写作树立起一个精神标杆，另一方面，他像侯鸟一样往来于北京和福建两地之间，自新时期以来为福建的青年诗人穿针引线，创设了许多宝贵的机缘。

闽派诗歌的深厚历史渊源

在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灿烂星河中，尤其是宋代以降，不少闽籍诗人在诗坛发出耀眼的光芒。北宋闽籍词人杨亿作为西昆派领袖，不仅在诗歌写作上成绩斐然，其编选的《西昆酬唱集》在当时就影响巨大；北宋闽籍词人柳永文采风流，是宋代慢词的重要开拓者，开一代婉约词风，在当时就被誉为“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其代表性诗作已然成为中国诗歌史的不朽经典。宋代的闽籍诗人李纲、张元干的词可以说是辛派词的前驱，而刘克庄、陈人杰则堪称辛派豪放词的“接棒者”，他们的诗歌继承、发展了辛派词对于爱国主题的豪壮表现。

与诗歌创作相呼应，宋代闽人诗歌批评也十分活跃，刊行了大量诗话类的诗歌批评著作。其中以严羽《沧浪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刘克庄《后村诗话》最具代表性。尤其是严羽《沧浪诗话》提出“兴趣”“妙悟”等重要诗学概念，并对之做了理论辨析，在当时诗坛即产生了很大影响，更影响到后世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

到了明代，以林鸿为领袖的闽中诗派（后又称晋安诗派），其中的代表性诗人林鸿、陈亮、高棅、王恭、王偁、郑定、王褒、唐泰、周玄、黄玄等人并称为“闽中十才子”。他们的诗歌写作追慕盛唐诗风，在明代诗坛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刊行的《闽中十子集》《福建集》《闽中正声》《晋安风雅》等闽人诗歌作品集，正反映了闽地诗歌创作的繁盛状况。

“同光体诗”是晚清民初诗坛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以诗人陈衍、陈宝琛、郑孝胥、沈瑜庆、何振岱、林旭、李宣恭等人为代表的“闽派”又最为引人瞩目。他们的诗歌写作主张向宋代的诗歌学习，显示出一种鲜明的流派特征。尤其是陈衍的《石遗室诗话》，提出诗歌写作学习古人要“体会渊微”，“作诗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具有鲜明的诗歌观点表达，也体现十分突出的批评意识。

总之，中国古典诗歌中灿烂的闽人智慧和突出的闽派力量，为当下闽派诗歌艺术发展和写作实践提供了一个纵向的精神参照系和多方面的启示。

现代汉诗百年历程中的闽派诗歌

纵观现代汉诗一百多年来的发展行程，在各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闽籍诗人的身影都从未缺席，他们的诗歌写作绽放出一种耀眼而独特的光芒。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福建本土的诗歌写作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有力地呼应了现代汉诗的艺术潮流和文类脉搏。从“10后”蔡其矫先生，到舒婷、汤养宗、吕德安，再到当下活跃的“90后”“00后”诗歌作者，不同代际的福建诗人为探索现代汉诗的艺术发展贡献了丰富多元的实践经验和诗歌文本，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福建场域”。

在早期新诗写作现场，冰心的《繁星》《春水》呈现一种清新隽永的艺术面貌，不仅赢得一大批读者的青睐，更为早期新诗的美学合法性的拓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的诗坛，闽籍女诗人林徽因可谓光彩夺人，成为新月诗派中的一个“女神级”的存在，陈梦家1931年编选出版的《新月诗选》，收入林徽因的《笑》《深夜里听到乐声》《情愿》《仍然》等四首作品，并对之赞赏有加；在抗战期间活跃诗坛的七月派诗人群中，闽籍诗人彭燕郊、鲁藜在诗歌写作方面的表现也颇为突出；到了成长于1940年代的“九叶诗派”，郑敏、杜运燮两位闽籍诗人充分展现了各自鲜明的艺术个性，丰富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实践；在1950、1960年代，闽籍诗人蔡其矫开始显示其在当代汉语诗坛的独特存在，他的创作后来被评论界命名为“蔡其矫现象”；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朦胧诗运动中，闽籍女诗人舒婷以其温婉细腻而又不乏张力的抒情艺术奠定了其作为朦胧诗代表性诗人的地位；1980年代中期之后的“第三代诗歌”浪潮中，闽籍诗人吕德安走出福建，加盟他们诗群，成为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之一；进入1990年代之后，汤养宗、黄灿然、道辉、叶玉琳、谢宜兴、伊路、游刃、安琪、刘伟雄、林秀美、俞昌雄、三米深、林宗龙、年微漾等一批闽籍诗人活跃在汉语诗歌写作现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作协《诗刊》社主办的“青春诗会”，是展示中国当代诗歌写作鲜活力量的一个重要话语平台，自1980年至2022年共已举办38届，其中从参加1980年第一届青春诗会的舒婷，到参加2021年第37届青春诗会的叶燕兰，共有21位福建诗人共参加了其中17届青春诗会。毋庸置疑，青春诗会为进入新时期以后的闽派诗歌各个代际（从“50后”到“90后”）的写作者面向全国读者显示自身写作实力开启了一扇窗口。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新时期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人民文学》《诗刊》《上海文学》《诗选刊》《诗潮》等一些当代重要文学刊物，都曾以“作品小辑”等方式推介福建诗人的作品。在纸媒时代，这种推介方式无疑为福建当代诗歌写作者提供了重要的话语展示机会，让闽派诗歌得以走出福建，从而收获更多读者。

作为现代汉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闽派诗歌中的散文诗写作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不难发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冰心、郑振铎等人，到当代汉语散文诗的代表性人物郭风、彭燕郊，再到1980年代、1990年代涌现的一群在当代文坛产生一定影响的散文诗作者，以及当下活跃的“80后”、“90后”年轻作者，福建散文诗的写作者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构成了一个代际清晰、传承有序的谱系。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闽派批评家的在场和积极作为，是营造福建当代诗歌较为良好的艺术生态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与在北京的闽籍批评家谢冕等人的遥相呼应，闽地本土批评家孙绍振、刘登翰、王光明、俞兆平、陈仲义等人在朦胧诗论争中为舒婷等青年诗人热情鼓呼，以及他们后来对本省青年诗人的大力扶持与举荐，还有邱景华、伍明春、许陈颖、赖彧煌、陈卫、张翼、卢辉等人的近年诗歌批评，都为闽派诗歌的发展起到了一种坚实有力的推动作用。

新时代闽派诗歌再出发

近年来，闽派诗歌创作者们主动响应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新任务，以诗歌文类特有的敏锐性积极回应重大主题，创作出一批优秀的诗歌作品，其中包括李迎春的长诗《落雪的和声——古田，1929》（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年）、谢宜兴的诗集《宁德诗篇》（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年）、吴谨程的长诗《风起江涌》（海峡文艺出版社2022年）等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以现代诗歌的艺术方式表现重大主题，充分体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相得益彰，也彰显了闽派诗歌最新的艺术发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8年，闽籍诗人汤养宗诗集《去人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这是继舒婷诗集《双桅船》在1983年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二等奖之后，闽籍诗人再获殊荣。这一奖项不仅是对汤养宗四十年来坚持诗歌写作探索并不断寻求艺术超越的一种奖掖，也是对闽派诗歌艺术成就的极大肯定。

福建省文联和福建省作家协会近年来也特别重视闽派诗歌的艺术发展，从诗集出版、文学刊物发表作品、诗歌活动等多个方面扶持闽派诗歌写作。在诗集出版方面，福建作协主持编选的闽派诗歌系列作品选集包括《闽派诗歌百年百人作品选》（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年）、《闽派诗歌·诗歌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18年）、《闽派诗歌·散文诗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17年）、《闽派诗论》（海峡文艺出版社2017年），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闽派诗歌的创作和批评的总体状况。2022年7月，由福建省作协选送的林秀美的诗歌创作选题《踏歌福建——以诗歌方式呈现福建故事》，入选2022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充分显示了闽派诗歌的话语实力。在文学刊物发表作品方面，《福建文学》近年专门辟出“闽派诗歌”栏目，推出闽派诗歌优秀作品，展示闽派诗歌最新成果。在诗歌活动方面，福建省文联和福建省作家协会近年主办多场闽派诗歌作品研讨会和“闽派诗歌朗诵会”，不断扩大闽派诗歌的影响力。

笔者认为，面对我们当下这个伟大壮丽的新时代，闽派诗歌大有可为。我们的诗歌写作者和批评家们应认真总结、概括既有的艺术经验，大力拓展自身的艺术表达空间，让闽派诗歌写作艺术不断实现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以一种独特的话语力量，为现代汉诗艺术的发展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