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之光丨陈国秋 何炜：一封划破历史长空的绝密电文

1934年1月4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抵达贵州，正在紧张地强渡乌江天险。

就在这一天，一道神秘的电波划破长空，从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电台，飞向远在千里之外的乌江岸边，给困境中的中央红军送来了一份神奇的密电。

原来，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电讯技侦专家蔡威及战友宋侃夫等，通过破译敌人密电得知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身陷敌军重围，前景十分堪忧。为了及时准确地提供情报支持，蔡威和他的战友们昼夜奋战，侦破了大量敌人的电报密码，并利用中央红军晚上宿营的时间，源源不断地将敌情汇总发送给中央红军，为中央红军战略部署提供决策参考。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受战争时期的条件所限，这些电文绝大部分散佚或销毁，无从查询。不过非常庆幸的是，有一封极具党史、军史价值的罕见电文，不仅得以完整保存，而且因其发出的时间极为敏感、电文内容极其重要、电文影响极其深远，因而特别值得认真解读，以便从中窥见其真正的历史价值与深远意义。

廖泽，四川军阀刘湘第21军模范师第三旅旅长，为刘湘嫡系部队。湘，即指刘湘，而非湖南湘军。穆瀛洲，字肃中，川东边防第2路司令，原属黔军独立第1旅旅长，后投靠刘湘，非刘湘嫡系。

上述2旅共计6个团的兵力，按照蒋介石的部署，计划从南川（现重庆）、正安（贵州）进入贵州，抵达遵义东北部的湄潭、凤冈两县，准备配合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黔军阻击中央红军，防守黔北重镇遵义。但由于刘湘采取的是拒止红军入川的“北防南拒”策略，加上穆瀛洲心里很清楚，刘湘让其打头阵，摆明了就是让他到前面去拼消耗，所以采取了磨洋工的对策，12月12日即出发，直到1935年1月上旬才抵达川南的綦江。后来在刘湘的催促下，才慢腾腾推进到贵州境内桐梓县松坎镇（号称黔北门坎），并在此安营扎寨，停滞不前。

值得说明的是，南川、正安，是由黔入川（重庆）的门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尽管穆瀛洲并不卖力，但刘湘模范师劲旅廖泽可不是省油的灯。

“刘湘约5师，陈鸣谦部及田中毅旅共约9团在川南”：刘湘大约有5个师的兵力，布防在自宜宾以下的长江沿岸地带。刘湘作为四川最大的军阀，又身兼四川“剿匪”总指挥，四川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21军军长，拥兵10余万人，有10多个师又多个独立旅等，其中，一部分布防于川北，“围剿”红四方面军，一部分则布防川南，防止中央红军。陈鸣谦，本名陈万刃，字鸣谦，此时为刘湘第21军第5师师长，是川军主力师。田中毅，号冠五，刘湘第21军独立第二旅旅长。上述两支部队共有9个团，驻防川南一带。当时所谓“川南”，主要指长江上游泸州至宜宾一线，川军主要是想依托长江天险固守川南。

“陈之达在石柱、黔江，袁旅在涪陵、彭水，田旅在酉阳、秀山正赶筑碉堡，取守势”：陈之达，暂无史料考证。从其驻防川东石柱、黔江两地看，应为川军旅长。袁旅，指袁治，第21军旅长。田旅，指田中毅。上述三人驻防川东石柱、黔江、涪陵、彭水、酉阳、秀山6县，且“正赶筑碉堡，取守势”，应为既防堵正在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贺龙、萧克所部，同时也防止中央红军借道川东与贺龙部会师。

“咸丰为渝团，来凤为潘旅”：咸丰指湖北恩施咸丰县，来凤亦为恩施来凤县。渝团，暂无考证，应为川军某部，潘旅，指刘湘第21军独立第四旅旅长潘佐。由此看来，刘湘为了防止红二、六军团入川，已经将部队前置到鄂西地区了。因此，在湘鄂川黔相邻地区，敌人已经布下重兵密集防守。

“古宋、叙永、赤水一带无敌”：古宋，即现四川省兴文县一部分。叙永，属四川。赤水，属贵州。上述三县为泸州上游长江南岸一带。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地区敌人没有驻防，这也与当时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判断错误有关。蒋认为中央红军西征，目的就是转战湘鄂川黔根据地，与贺龙会师。因此前中央苏区已经派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西进，顺利与贺龙红二军团会师，相当于打好了前站。再加上中央红军一路西行的路线大致与红六军团相同。因此，蒋介石一方面派出薛岳带领的十万中央军尾随“追剿”，一方面调兵遣将，组织湖南、广西、贵州、四川、湖北等各路兵马，主要围绕着红军可能的行进路线——黔东、川东南地区密集布防，给中央红军布下了“口袋阵”。所以，地处川南、黔北的上述地区，暂时属于敌兵力空虚地区。

“肖、贺已占慈利”：指萧克、贺龙红二、六军团为了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同时迎接可能到来的中央红军，在湘鄂川黔一带攻城拔寨，创建新的根据地，并于1934年12月26日攻占湘西北重镇慈利县城。

“徐源泉一部有开往剿肖、贺讯”：徐源泉，时任湖北“剿共”总指挥，主要围攻湘鄂西根据地贺龙、萧克部。

吴焕先，红二十五军政委。

红二十五军，是1934年11月16日从鄂豫皖根据地突围出来并开始长征的一支偏师，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支长征队伍，但却是四支长征队伍中最早到达陕北的红军。

这一段电文，是这封密电中最神奇的一笔。因红二十五军是红四方面军主力1932年离开鄂豫皖苏区西征后留下来的一支弱旅，许多红军战士都还是未满18岁的“娃娃军”。面对国民党军队不断的重兵“围剿”，该军奉中央之命，并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等的率领下长征，时间晚于中央红军长征一个多月。由于没有电台，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所以，红二十五军只有沿着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的西征方向走，同时，作为一支孤军，他们也一直在寻找党中央。这段电文发出的时间，恰好是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商南一带，拟开辟鄂豫陕根据地的时期。所以，地点很准。同时，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出发时，全军将士是2900余人，电文中准确地表述为3000人。1935年1月，该军很快就在鄂陕交界的郧西、洵阳、镇安、山阳四县边界地区开辟了第一块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陕南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唯一创建并保留下来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这段电文的神奇之处在于，连红二十五军自己都不知道身落何处，但红四方面军的电报却准确地向中央报告了他们的情况，这应该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第一次获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动态信息，并引起了高度重视。当然，这些信息，红二十五军本身并不知情，直到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这段电文主要介绍了国民党军（包括中央军和四川各路军阀）围绕着川陕根据地的兵力部署情况，也是一张敌情态势图。

“刘湘60团在绥、宣、城口”：绥，清朝曾设“绥定府”，即今达州市，1933年红四方面军曾在此设绥定道苏维埃人民政府。宣，即宣汉县。城口，即城口县，今属重庆市。自古以来，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而言，上述地区就是四川东出大巴山直达陕南咽喉要冲安康的战略要地。对于这样重要的地方，刘湘自然是要重兵把守，所以布下60个团于川东北一线，严重威胁川陕根据地东翼安全。

“李、罗、杨森共约30团分布营山双河场，仪陇前方至新政坝线”：李，即李家钰，四川“剿匪”第三路总指挥。罗，指罗泽州，第三路副总指挥。杨森，川军老牌军阀之一，国民党第20军军长，四川“剿匪”第四路总指挥。上述三人所部共30团兵马，驻防川陕根据地西线南段，基本沿嘉陵江一线展开。

“田敌颂尧30团在阆、苍、南嘉陵江两岸”：田颂尧，国民党第29军军长，四川“剿匪”第二路总指挥。阆，即阆中县。苍，为苍溪县。田颂尧30个团的兵力，主要部署在红四方面军西线中段，沿嘉陵江布防。

“邓锡侯敌15团在昭化、广元、剑阁一线”：邓锡侯，四川军阀之一，国民党第28军军长。昭化、广元、剑阁则是川北出七盘关直抵“秦巴咽喉、襟陇带蜀”的陕西汉中又一处军事要冲。七盘关，更是号称“西秦第一关”，与白水关、葭萌关、剑门关一起，并称为川北四大名关。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自然也是川军的重要防区。邓锡侯的15个团，同样沿着嘉陵江及通往汉中交通咽喉布防。

当然，刘湘在川陕根据地东西两侧陈兵十数万，除了对峙红四方面军外，还有就是对外把守四川门户，拒止包括蒋介石中央军在内的各路“诸侯”，以便称霸四川。

“胡宗南师之丁旅到广元，余部在碧口、略阳一带”：胡宗南，时任国民党第1军第1师师长，号称“天子第一门生”、“西北王”。丁旅，指第1师下辖独立旅，旅长丁德隆，与胡宗南乃黄埔军校同学。广元，川北重镇，入蜀要塞，是古栈道文化和蜀道文化的集中展现地。碧口，甘肃南部文县古镇，是四川北出甘南的交通要冲。略阳，陕西汉中嘉陵江边的一个县。从胡宗南分别派重兵驻扎川陕甘核心三角区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加强了从西北方向进攻川陕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凸显遏制红军向陕南、甘南地区发展的势头；第二方面，这也是蒋介石借口刘湘“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失败，加紧向四川境内渗透中央军势力的“一石二鸟”策略的具体体现，因为在当时全国各地方军阀中，四川军阀实力最为雄厚，也最复杂，控制了四川，则既能稳定大西南，又能制衡大西北，假如四川落入红军手中，则足以具备与蒋介石抗衡的资本与实力；第三方面，国民党中央军借“剿共”之名，占据了川陕甘核心三角区，除了觊觎四川外，还可以挟制陕西杨虎城部、甘肃马步芳部，进而防堵红军向西北地区发展。不得不说，蒋介石的这一布局还是很高明的。从后来红军四支长征队伍都不约而同地转战甘南进入陕北，便是明证。

“陕南敌约17团，集中南郑6团”：陕南主要指陕西汉中地区。南郑为汉中市西南侧的一个县，紧扼汉中西南门户。此时，尽管红四方面军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签有《汉中密约》，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但作为陕西的南大门，杨虎城依然重兵布防。

“肖之楚部约9团白河到郧西一带，荣景芳师在竹山、竹溪一带”：萧之楚，国民党中央军劲旅，第26军军长。白河，陕西安康地区白河县。郧西，湖北郧阳地区（今十堰市）郧西县。荣景芳，本为辛亥首义志士，时任国民党第82师师长。竹山、竹溪，是湖北郧阳地区两个县。郧阳地区自古以来即“南船北马、川陕咽喉、四省通衢”之地。从本段电文可知，深入鄂西北的这股敌人，一方面是尾随红二十五军“追剿”至此，另一方面，也可看做红四方面军东出陕南、鄂西北的外围通路也被敌人阻绝。

“上官云相之四十七、七十六两师有开安康进万源说，敌正赶筑碉堡”：上官云相，共产党宿敌，时任鄂豫皖追剿总队总指挥，从鄂豫皖苏区一路追剿红二十五军至鄂豫陕边界。按照蒋介石的“一石二鸟”阴谋，追剿红军，正是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各省军阀地盘并逐步消灭地方势力、统一全国的天赐良机。所以，蒋介石判断红二十五军西征，目的是与红四方面军汇合，那么上官云相一路追随，便可趁机借道安康进入四川。所以，电文中说上官云相两个师“有开安康进万源说”。电文中“敌正赶筑碉堡”这句话颇值得玩味。前一句话表明上官云相部有意借陕入川，但安康是杨虎城的防区，万源是刘湘的地盘，都不可能让上官云相轻易涉足。蔡威侦讯获得的敌人情报，有可能是上官云相故意释放的消息，借机试探陕川军阀的态度。那么，由此推断，“敌正赶筑碉堡”这句话的“敌”，指代的就应该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刘湘的川军，筑碉堡的目的当然是既阻挡红军，也是为了防止中央军。

“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东方，指的是川陕根据地以东。东方的大山主要指横亘于川陕鄂交界的大巴山，大巴山向南，就是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及巫山山脉，均属于山大人稀的穷困地区，不利于根据地的创建。

“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川陕根据地的西边，嘉陵江自北而南纵观贯陕甘川三省（不算今重庆），本身就是一道天然屏障。嘉陵江以西，还有剑阁、碧口等险关重隘层层阻隔。所以，向西发展亦困难重重。

“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如何请示”：决战防御，是指川陕根据地而言。因在此之前，从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历时10个月时间，与四川各路军阀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取得了著名的“反六路围攻”的辉煌胜利。但同时，由于受根据地周边地域条件的限制，加上刘湘陈兵十万严阵以待，外围又有胡宗南、上官云相等中央军虎视眈眈，所以，川陕根据地发展空间相对局促，红军大规模运动作战缺乏战略纵深，如果再遭遇敌人联合“围剿”，或者敌人再来个类似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堡垒战术”，川陕根据地势必再次陷入“决战防御”的困境。所以，电文最后，红四方面军要“请示”中央。同时，也间接表明，如果中央红军打算前来会师，势必还要开辟新的根据地。

通过对上述电文的详细解读，可以看出，当时，红四方面军通过电台技侦与密电破译，已经对围绕在各路红军周边敌人的兵力部署洞若观火，了然于胸，并经汇总后及时发给了中央红军。当然，在长征路上，类似价值倾国倾城的重要电文肯定不止这一封，只是如今我们无从查询而已。那么，单就这封绝密电文而言，我们还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分析其历史价值与重要意义：

首先，发送时机非常关键。

这封电文是1935年1月4日发给中央红军的。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此时，正是遵义会议前期酝酿阶段，中央红军处于目标在何方、路径怎么走、仗怎么打、谁来指挥等一系列事关生死存亡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中央红军刚经历了惨烈的湘江战役，损兵过半。湘江战役之后，1934年12月12日，在毛泽东的力谏之下，有了著名的“通道转兵”，放弃了去湘西创建根据地的初衷。12月18日，中央举行“黎平会议”，确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1935年1月1日，中央又举行“猴场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执意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错误主张，并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1月4日，正在紧张抢渡乌江、准备攻占遵义的中央红军，及时收到了红四方面军的这封关键电报，时间距遵义会议召开刚好10天。

其二，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提供了宝贵的情报支持。

1935年1月15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遵义会议，在黔北重镇遵义举行。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难得的短暂休整时间。由于中央红军成功强渡乌江之后，已经将一路从中央苏区尾随“追剿”的敌人远远甩在了后面。那么，电文前半部分详细说明的川黔边界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对于已经占领遵义，并正向黔北进军的中央红军，就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了。刚好电文中介绍，川军将注意力重点放在了长江沿线，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入黔“围剿”。而且，由于一直防止中央红军会假道黔东进入湘西，所以，川军在川湘交界处倒是投入了不少兵力，以致造成了在泸州以南的“古宋、叙永、赤水一带无敌”的“真空”局面。如果此时红军没有严重的“内卷”，北向发展目的明确，一鼓作气从泸州至宜宾间打过长江并非没有可能。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设。用金一南将军的话说：“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绝不是历史用托盘端上来的一份幸运礼物。把四渡赤水看成一场出神入化的妙算和从容不迫的行军，糟蹋的是我们自己那部艰难曲折的奋斗史。”因此，长征，注定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绕不过去的“苦难辉煌”。正是充分掌握了周边敌情的动态分布，才使得中央红军赢得了时间，抓住了扭转中国革命航向的宝贵机遇，这也是遵义会议得以召开的先决条件。

其三，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创建川西北根据地提供重要参考。

遵义会议，是生死存亡时刻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挽救中央红军的一次伟大会议。会议第一项重要议程，即根据各方面情报分析，中央做出了打过长江，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进而赤化全川的重大决议。虽然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辗转川黔滇，数度历险，但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上演了出神入化的四渡赤水，最后还是巧渡金沙江，并最终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川西北的长征奇迹。如果不是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就有可能放在川西北。所以，这封电报为中央红军重新确立根据地，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然，遵义会议最伟大的成果，还是基本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央长达四年的领导，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其四，增强了党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必胜的伟大战略定力。

电文除了对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没有提及外，清楚说明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红二十五军三支红军主力部队的地理位置及处境。其中，红二、六军团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在湘西北攻占了慈利县城，正在创建新的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奋力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顺利进入商南一带，与中央红军形成了南北呼应，也有效分散了敌人的兵力。红四方面军面对强敌环伺，愈战愈勇，不断巩固并扩大着全国最大的川陕根据地，红军人数发展到鼎盛时期的10万之众，并牢牢地绑定了135个团的国民党川军精锐，以及陕南之敌17个团。

当然，这封密电所详述的各路红军动态分布及周遭敌情态势，客观上也反映出无论自觉不自觉，各路红军都在艰苦作战，吸引敌人兵力，配合支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其中，尤其是对川陕根据地周边敌人大兵压境严峻形势的分析，更是等于直接报告了中央，川军的主力在川北，而不在川南。正因为红四方面军强大的战力与钳制作用，才使中央红军痛下决心北渡金沙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川西北。所以，这封电文也让党中央清楚地认识到，中央红军无论遭遇多大困难，都不是在孤军奋战。这就是毛泽东、党中央、中央红军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之势，拨开云贵高原的重重迷雾，“四渡赤水出奇兵”，“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伟大战略定力！

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也正印证了毛泽东那句“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著名论断。所以，尽管受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全国革命形势遭受了严重挫折，尤其是中央红军损失惨重，被迫长征，但善于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的党中央、毛泽东，依然对中国革命的前景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并义无反顾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由此可以说，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伟大的战略定力，就没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其五，深远的历史价值。

这封电报所提到的红二十五军的消息，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应该是意外之喜。之所以说“意外”，是因为正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神来之笔”，最终为党中央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立下了不朽功勋。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创建根据地时，主要对手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当得知中央红军即将北上抗日的消息，红二十五军闻风而动，率先赴甘南一带袭扰敌军，迎接中央红军。在苦寻中央红军未果、政委吴焕先又不幸牺牲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极富先见之明地直奔陕北根据地，成为四支红军长征队伍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也是名副其实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随即，与红二十六军组建了红十五军团。一个月后，当历时一年之久、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这支苦旅终于抵达陕北时，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在给红十五军团的信中这样写到：“徐海东、程子华同志：你们辛苦啦！……我们久已听到了二十六军同志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在鄂豫皖英勇斗争的历史，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了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我们的汇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

毛泽东当然也没有忘记，正是本文讲述的这封电报，最早向他提供了关于红二十五军的情报信息。毛泽东更不会忘记，在中央红军长征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是红四方面军大量及时的情报分享与支持，才使中央红军一次次化险为夷，危澜安度。在延安，毛泽东曾经深情地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而向中央红军提供这份电报的，正是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二局局长、后来两军会师后的红军总部二局局长、红军技侦专家、无名英雄蔡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