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之光 | 郑承东：一个“红色耶稣”的诞生与涅槃（二）

好了，我们继续说说关于凌福顺的那些事。

在闽北，凌福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建瓯打工。好动、喜欢交友的性格令凌福顺在建瓯有了自己的人脉关系，这为他后来到建瓯开展地下活动，打下了很好的社会基础。

后来，看赚不了大钱，凌福顺又回到了老家。但他能干什么呢？

闽东虽是临海，但大都是内海，闯不了南洋，山的延绵更是阻隔了对外贸易的通道。“穷山恶水”应该是对那时的闽东地理与生存环境的评价。军阀和豪绅强迫农民大量种植鸦片。那时的省报《闽报》有这样的记载：闽东广种鸦片，遍设烟馆，人民遭难，军阀、豪绅中饱私囊。闽东依山傍海的地形，本就没有多少腹地，本该种粮的田都被拿去种烟苗。闽东成了鸦片世界，粮食却成了大问题。

男人为了有一碗吃，大都走两条路子：一是到寺庙去当俗家弟子，这不仅传承了闽东人崇佛的家风，而且保有了铁饭碗；二是去当兵，这不仅保有了铁饭碗，而且手中有枪，不被人欺负。

按凌福顺的性格，他只能去当兵。

1931年，同村的伙伴告诉他“你有的是力气，到县里常备队去当兵，好歹有口饭吃。”听说当兵可以管饭吃，按凌福顺的性格，没多想，就加入了常备队。

那时闽东武装的最大军阀，或者叫正规军是国民党海军陆战队旅，其旅部在三都岛上。这支部队集北洋兵痞、地方土匪之大成，打着“闽人治闽”的幌子，承包福宁五县的鸦片捐，鱼肉百姓。

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是各县公安局辖下的常备队,有的叫守备队、保安团。一般是一个大队建制，下辖二、三个中队，大概有百来号人。再有，就是地主出资组建的武装民团和群众性武装组织大刀会。它们负有维持地方治安和协助军队之责,但与正规军队有所区别,因此将它们统称为准军事组织。这些准军事组织，尤其是民团所需经费则由地主豪绅以“民团捐”的名义转嫁给百姓，民不聊生。社会矛盾积聚。

周宁县旧称周墩。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于宁德县境建周墩城。1945年才设周宁县，取宁德县之宁字，周墩特种区的周字为县名。周墩城应是闽东袖珍古城。人居面积约2平方公里，那时的周墩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外加小北门五门，虽袖珍却也精巧之至。

周墩警察所有个巡官叫吴少安，虽然从武，但也是在福州念过书，也算能文善武之人。在1932年的某一天，他发现辖区常备队里来了个新兵，长手长腿，身手敏捷，在大都矮个的南方男人堆里，很显个，而且嗓门也大。这也算过眼识人了。

吴少安还有个很隐蔽的身份：中共地下党员。周墩街有一间点心店，是地下革命小组的秘密联络点之一。吴少安在这里接头议事时，经常看见凌福顺在店铺里吃点心，也结识了地下党员肖志芳、郑佛前等人。这更引起吴少安的注意。于是，他便开始暗中调查凌福顺的情况。一了解才知道，凌福顺的身世很凄苦，虽然平时脾气很暴躁，但常常爱打抱不平，常备队的士兵经常在街上欺压百姓，这个长手长腿的兵居然敢去阻拦，保护百姓。所以他和穷人百姓的关系都非常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苗子！”过了一段时间，吴少安觉得有把握了，就和凌福顺捅破了这层纸。凌福顺一听到吴少安介绍说，这个组织专门是消灭地主剥削阶级的，自然是应了内心压抑着的对地主的仇恨。20岁的凌福顺，毅然秘密加入了周墩地下党组织，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凌福顺的选择正应了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929年4月，马立峰、叶秀蕃、郭文焕和陈铁民等四位中共党员在福州成立了闽东党小组。有很多在榕的闽东籍进步青年都是在这时被吸收进该党小组，并发展为共产党员。到了1931年初的时候，这些闽东籍中共地下党员又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闽东开展地下活动。1931年8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成立，直属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统一领导福宁五县（福安、寿宁、宁德、霞浦、福鼎）的革命斗争，发展党员有200余人，书记是马立峰，詹如柏、施霖、王恩弟、叶秀蕃、颜阿兰等10人为委员。

1932年5月15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转变工作重心，逐步重视发动和领导闽东工农游击斗争。

尽快建立革命武装，成为这一年闽东地下党的首要任务。

早期，红色武装的对手主要是当地民团、保安队和大刀会，就是“土对土”。随着反动派镇压的升级，迫切需要以正规的革命武装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武装暴力。1932年，在闽东红色武装斗争史上，是“土对土”向革命武装暴力对付反革命武装暴力的转型年份。

1931年，由詹如柏负责组建的福安秘密游击队是党领导的闽东第一支小型农民武装。詹如柏是闽东武装斗争的开拓者之一，开展隐蔽斗争的一把好手。他很善于伪装。常常单枪匹马，着长衫、粗麻衫和西装，忽而商人、忽而农民，忽而教师，穿梭于福宁五县。

这一年，地下党员福安白沙药材店工人王大尧（周宁狮城人）受中共福安中心县委的派遣，回周墩，与随后到达的穆阳支部的缪应文、缪英弟（缪英）、林筹生等秘密串联，发展党员。很快发展了吴少安、萧安轩、凌福顺、郑佛前、李宏伦等一批革命积极分子，并成立了以萧安轩为首的革命小组。一时间，周墩、苎园坪、梅山、碧岩、桐子坑、汤夏山、桃坑、半村等都已经点燃了革命斗争的火种。

1933年春天的某一天，凌福顺接到通知，到狮城“陈振记”杂货店后门秘密开会。他一到现场，看到现场除了王大尧、萧安轩和吴少安等同志外，还有两个像茶商一样的男人。一问才知道，这是福安中心县委派来的领导。1933年1月，福安中心县委书记马立峰被捕，詹如柏接任中共福安中心县委书记。周墩与福安的穆阳镇相邻。所以，詹如柏、阮英平以茶商的身份到周墩开辟新区，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动周墩武装斗争，打通周墩到穆阳的秘密交通线。

会后，凌福顺、李宏任等立即行动起来，在李墩西山角，开办红军枪械修造厂，自制步枪，逐渐拉起了一支队伍。很快，凌福顺就成为周墩地下革命小组的骨干。

自此，凌福顺进入了中共福安中心县委的视野。1934年2月，周敦游击队成立，凌福顺、吴少安分别担任队长、政治指导员。

1934年4月，以萧安轩、吴少安为首的中共周墩县委成立。一九三四年七月间，詹如柏又一次来到周墩，派凌福顺、王大尧、吴少安等同志深入国民党周墩常备队负责兵变工作。凌福顺不久便在常备队当了班长，并逐步发展了一批班排长、士兵作为兵变骨干。这样，就为里应外合举行起义奠定了基础。

七月间，经中共福安临时特委批准，由王大尧等同志介绍，凌福顺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至1934年8月，闽东党组织先后创建了七支主要革命武装。在福安西区上马山村正式成立的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队长便是詹如柏，政委马立峰。而最后一支成立的革命武装力量是——闽东工农游击队第11支队，支队长凌福顺，成立时间是1934年8月，成立地点是周敦城关附近的坂头林。从此，这七支形成完整战斗序列的闽东工农游击队，腾挪于山海之间，与闽东人民肝胆相照，生死相依，一路铮铮铁骨，一路滴滴鲜血绽花开……

 凌福顺带兵很有天赋，很善于借势发力。

1934年8月，这支部队才成立，已经有队员80多人，便遇到了极佳的练兵机会。他知道，这支队伍要能打硬仗，必须要实战练兵。8月下旬，寻淮洲、粟裕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江西入闽，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会师，在隔壁的穆阳镇歼灭大批敌人。周墩的国民党党政军惊恐万状。凌福顺特意选天黑之夜，带领七名游击队员，先后在西门街、东门炮楼对面的山头上点起火把，吹响冲锋号，往炮楼打枪，在煤油箱里放鞭炮。城内守军还以为红军从穆阳攻打过来了。凌福顺率兵声东击西，整夜牵着敌人在西、东门疲于奔命。混乱之际，潜入城内的同志四处张贴标语。隔日，全城震动，敌人更加胆战心惊。

  一支队伍要在当地生存，穷苦百姓的基础非常重要。

由于，凌福顺平时爱打抱不平，在周墩一带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而第十一支队又是在群众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打土豪、抗捐税、分粮食、烧契据、分田地，与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不仅便于隐蔽，而且对坚持长期斗争，发展壮大极其有利。这是闽东地区游击队的优点。游击队常常深夜进入村庄，农会会员轻轻叫开基本群众家门，安排煮饭、洗脚，然后悄悄把游击队员安置在阁楼上休息，鸡犬不惊，连同村的地富分子也发觉不了。有时甚至和敌人同驻一地。凌福顺更是深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他经常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有时穿长衫戴礼帽，装成商人模样；有时穿棕衣戴斗笠，又成了地道的农民。战友们叮嘱他注意安全，他说：“怕什么，到处有我们的群众哩。”

 或许有小时候的特殊经历，凌福顺对地主阶级压迫贫苦农民的本质看得更透彻，在执行党的“打土豪，做财政”政策时更是坚决、彻底。

8月份，第十一支队才成立，8月下旬便配合红军，对周墩城“虚张声势”，震动周墩国民党守军。而到了9月份，第十一支队又马不停蹄到赤岩村“打土豪，做财政”。

第十一支队抓到赤岩村一地主，关在路屯下山楼，准备“做财政”。不料楼主周在武暗中报信，赤岩村民团派大批团丁，把人抢了回去。游击队了解情况之后，镇压了周在武。凌福顺、王大尧分别以“庞飞虎”和“高峰”的化名贴出布告，公布了周的罪恶，震动很大。后来，凌福顺又抓到赤岩村另一地主，没收了他长途贩运回来的三十多斤鸦片。有了前车之鉴，这一地主家人立即送上三百多块银元，才把人赎了回去。“庞飞虎”游击队由此威震周墩。

一个人一旦全身心投入一项事业，忠诚于某种信仰，他的潜能将被无限地迸发出来。此时的凌福顺，或许他正感觉共产党完全可以帮助他达成儿时的梦想：双手执木棍，英雄痛打恶霸。融化于心，激发于行。在短时间内，他的指挥作战能力已经到了如鱼得水，浑然天成的境界。

就在第十一支队成立的第三个月份，凌福顺又精心策划了一场“草船借箭”的好戏。

周墩的国民党守军是一个常备队中队，有三个排的兵力，枪支近百支。队长叫魏海波。而他的父亲魏绍经，是他的上司，常备大队大队长。十月三十一日凌晨，魏海波曾经的兵凌福顺带着一队人马闯进了兵营，用手枪指着魏严厉地斥问：“你父亲在咸村已被红军扣留，来信在此，叫你交枪保命，你是留人还是留枪?” 魏海波一看是父亲写的信，立马打开，信里说，父亲在咸村已被红军扣留，要儿子赶快缴枪求和，以保全父子二人生命。这一看，魏海波立刻放弃了抵抗，命令全中队缴械投降。只可惜，这时已有一排携枪逃出了城外。余二个排、六十多枪全被缴械。魏海波事后才得知，那封信是凌福顺仿他父亲的笔迹伪造的，但悔时已晚。

原来，凌福顺按事先的部署，派出常备队起义士兵把住各关口，由第一排排长周祖慎配合，暗中控制住常备队。自己则带领游击队员草船借箭，“降服”了中队长魏海波。凌福顺不费一枪一弹，实现周墩完美暴动，在宁德国共双方都产生了极大地震动。

第十一支队乘胜追击，收缴各村民团枪支一百一十多支。上千名暴动群众冲进地主大院，开仓分粮！

1934年下半年，是闽东红色武装大起大落的年份。8月23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闽东。9月，闽东红军独立师，以红七军团留下的伤病员和大批武器作为骨干和装备，在宁德支提寺宣告成立。10月27日，独立师一举攻占咸村，扼住了周墩通往宁德县城的咽喉。随后，闽东红军独立师开进周墩城，与十一支队胜利会师。十一月一日，在叶飞同志亲自主持下，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周墩苏维埃政府。推选周愚弟为主席，凌福顺为军事委员。三天后，闽东独立师满载缴获的枪弹撤回咸村一带。凌福顺率第十一支队则撤退到乡间打游击。

1934年冬天，闽东独立师成立一个月后，中央红军就开始长征。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在江西怀玉山几乎全军覆没。对国民党来说，闽东正变成泛红的“重灾区”。蒋介石随即抽调大批兵力压向闽东苏区。敌人共计有八个师，加上地方保安队和民团，约有十万人。“剿共指挥部”设在三都岛。这就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始。

独立师陷入重围。在柘荣西竹岔给敌人一个打击之后，立即转移到苏区外围。闽东特委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县独立营、区中队）在原地坚持，上山打游击，把苏区变为游击区。

但独立师一突围，敌人就像洪水一样，几乎淹没了整个苏区。苏区分散的游击战根本无力抗衡国民党正规军的重兵清剿。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临时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原福安中心县委书记陈铁民、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叶秀蕃、原福安中心县委委员施霖及宁德县委书记范铁民等同志也都是在这时期英勇牺牲。而独立师也遭受沉重打击：副师长赖金标牺牲，师长冯品泰投敌行为被发现，被处决。

凭借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周墩的地主劣绅们蠢蠢欲动。自从孩子魏海波被骗后，保安大队大队长魏绍经一直怀恨在心。他看到国民党新十师教导团进击周墩，便纠集了礼门和贡川等地的大刀会成员共计六百多人和民团，集中攻击周墩县城。

面对重兵围城，凌福顺只能率队撤出周墩狮城，开始转战咸村、宁德、福安等地。

1935年的春天，闽东满山的映山红与油桐花开得血红血白。当时，敌人到处设立“联防办事处”“清乡委员会”。在城镇编门牌，查户口。在农村建保甲，搞“连坐”。国民党采取“五光”、“十杀”等血腥手段，疯狂报复。许多同志被活埋、熏死、烧死。闽东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连续牺牲，部队损失惨重，闽东斗争形势进入最危急、困难的时期，但也是最能体现闽东党组织的党性与血性的关键时刻。

此时，已经开始指挥周墩上半区全部游击武装的凌福顺，正率领周墩游击队战斗在崇山峻岭间，不仅屡屡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而且和敌人针尖对麦芒的“硬刚”上了。风餐露宿于莽莽群山，那时的生活不仅危机四伏，而且艰苦，吃的是番薯丝配咸水泡的烂海鱼，还经常处在饥饿中。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很难在当时的环境中坚持下去。在最艰难的时候，凌福顺向战友们喊出了对党的一片赤胆忠心——

“我凌福顺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宁死不出卖革命！”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危急时刻，凌福顺顽强的战斗意志与非同凡人的心理素质更是令人叹服。

1935年初，国民党“中央军”有一排士兵进驻浦源村奶娘宫。有一天，在奶娘宫门口站岗的士兵无意间看到，一个满身脏兮兮的农民赶着一头母猪经过奶娘宫门口。只见这个赶猪人突然猛抽猪屁股。母猪嚎叫一声，便扭头闯进了奶娘宫。站岗的士兵猝不及防，来不及阻拦，赶猪人也尾随闯了进去。士兵在后面追，赶猪人也假装慌张，抽打得母猪东奔西跑，就势把奶娘宫“逛”了个遍。原来，这赶猪人是凌福顺假扮的，他进奶娘宫的目的是为侦察国民党驻军的武器装备情况。

在“打跑”了红军后，魏绍经和周墩的地主豪绅还组织了“善后整理委员会”，肆意织罗罪名，大肆捕杀革命者和倾向革命的普通百姓。

必须打击“还乡团”的嚣张气焰——

1935年1月7日，凌福顺率第十一支队与闽东独立师联合攻打周墩城。第十一支队一鼓作气攻陷城西炮楼。共计缴枪20余支，虏敌15人。之后立即撤出，转战寿宁湖潭。

端源村有一个奸细叫叶周歧，曾在土匪窝里当“司务长”，多次带匪兵攻打游击队。凌福顺打听到他回端源后，立刻带数名队员赶往端源抓住了他，当即处决。

一时间，周墩的豪绅地主一听到“凌福顺”这三个字，都胆战心惊。还乡团更是有所忌惮。

1935年4月， 最艰难、危急的局面开始有了新转机。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抵闽浙边界，国民党当局抽调大批兵力阻击于闽浙边界一线。国民党对闽东红军游击队的“清剿”暂时有所放松。

1935年5月，乘“清剿”暂时有所放松的时机，闽东独立师返回苏区。叶飞、阮英平、范式人召集各地坚持斗争的负责人在寿宁含溪举行会议，重建党组织，正式成立中共闽东特委：叶飞担任书记，组织部部长是阮英平同志，宣传部部长是范式人同志，委员有许旺、郑宗玉、陈挺等。同年4月，在周墩黄家山后阂的山上，中共闽东特委重建中共周墩县委，凌福顺任县委执委。

到了五月份，那些闻“顺”色变的地主豪绅们突然间暗中窃喜又忐忑，他们日夜“牵挂”的“凌福顺”神秘消失了。周墩城一下子安静下来。那些地主豪绅们都暗中诅咒着“凌福顺”早死呢！

“凌福顺”去哪里了？

闽北的建瓯与周墩相邻。但它的经济比周墩发达。因此文化生活也丰富。五月份的某一天，从建瓯传来，有游击队在大戏院抢了国民党士兵七八条枪。这消息令那些地主豪绅才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难道是凌福顺还活着？是他跑到建瓯去干的？因为干这种胆大妄为的事，很像凌福顺的风格。

那时，前街的大戏院是建瓯城夜生活最热闹的去处。有些爱看戏的国民党士兵也是这里的常客，但他们去看戏时都是背着枪去的。一九三五年夏天的一晚上，有十来个国民党士兵相约到大戏院看戏。他们照常背着枪去。但一落座下来才发现，每个座位旁都被二三个陌生的看客相隔了。他们暗觉有些奇怪，戏却已开演，也只能安心看戏了。当戏演到精彩处，正锣鼓喧天时，突然台前的汽灯被人打灭了，国民党士兵座位旁的看客也乘暗处起身，二三个对付一个，把他们的枪支都抢走了。待他们清醒过来，戏院也早已人去楼空。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听到，守城门的两个弟兄的枪也被一伙人抢走了。这帮神秘的“看戏抢枪客”来无影去无踪，顿时震动了建瓯城的国民党守军。

原来，这年的5月，在周墩苏区站稳脚跟之后，中共闽东特委提出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新苏区的方针，便派遣凌福顺与郑佛前，率部分游击队员前往闽北建瓯一带开辟新苏区。

一到建瓯，凌福顺便盯上了前街大戏院。早前，在建瓯打工时，他便知道，国民党士兵都喜欢背着枪，到前街大戏院看戏。这次回来，凌福顺便瞄上了他们背上的枪。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心中起念，但他也是不轻易动手。他是个虽胆大，却也心细的人。在侦察、谋划了一段时间后，大戏院抢枪的好戏在凌福顺的精心导演下，可谓滴水不漏，完美无缺。

建瓯，凌福顺又回来了！当初到建瓯，他是一个贫苦的打工仔，仅仅过了几年，再次回来，他已经是叱咤风云的红色军事指挥员。战火中的青春，在淬炼着一个灵魂的升华与涅槃。

走在建瓯的街上，满街的光饼店，是凌福顺打工时的最爱。这次回来，他口中嚼着建瓯光饼，那姜葱和猪肉夹陈的香辣味，令他想起在这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打工经历。按他的性格，他到那里，必要把革命的火种烧到那里。对党的指示与精神的贯彻执行，在他那里从来不过夜。忠于信仰，必打出一个新世界！

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国内革命战争，其实也是处处不“无间”。

在闽北国民党驻军内部，有个司机是凌福顺派出的卧底。 一日，这位司机送出情报：他将从建阳运送一车军用物资到建瓯。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封锁下，能缴获一车的军用物资尤其珍贵。凌福顺立即决定在必经之路——七仙桥设伏。第二天黎明，敌人汽车到达七仙桥，事先绑定在陡坡上的几株大树被砍断绳索，滚落下来，堵住汽车去路。几十名游击队员冲下山坡，押车的敌人来不及抵抗，就全部做了俘虏。游击队缴获了不少军用物资。

残酷的战争已经把凌福顺锻炼成一位杰出的红色军事指挥员。到了这年的8月，凌福顺率队返回周墩，担任周墩独立营营长。

但这时，离他命运的涅槃仅仅剩下8个多月时间……

凌福顺知道，他随时都奔赴在牺牲的路上，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前方，等待他的牺牲却是那样的撕心裂肺、惨绝人寰……

由于当时国共斗争的残酷性，中共闽东党组织早期领导人从事武装斗争的时间都很短暂，牺牲时大都风华正茂。像马立峰牺牲时26岁、叶秀蕃牺牲时31岁、黄孝敏牺牲时30岁、詹如柏牺牲时33岁、颜阿兰牺牲时才23岁……

而凌福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