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者也 | 张发建：我与一个村庄的缘分

回想起30岁以前自己先后当过农民、教师、记者和警察的人生经历，我多少有点像《白鹿缘》里的白少轩曾经娶过七个老婆的感受一样，沧桑中夹杂着自豪，自豪里又怀揣着惭愧，所不同的是，白少轩是被一个个死去的老婆抛弃，而我却是抛弃了一份份鲜活的职业。从农民到警察，在绝大多数人眼里，我的人生曲线无疑是向上的，年轻时我也这么认为，但到了中年，想法颠倒了个儿。如果让我再次选择，我宁愿当一辈子农民，然后才是教师、记者或者警察。

这种想法，源于我与一个村庄的缘分。这个村庄是我母亲的故园，也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我在那里过得还好，没有挨过饥饿。但我在那里也不算快乐，最大的问题是我害怕看见姥爷和大舅。姥爷总是一幅严肃的面孔，经常追问我的学业；大舅一直在地里劳作，看到他我就会莫名地为自己在他家吃白食而惴惴不安。

稍长大一些后，我开始随大舅去地里劳动。每年的暑假都是从“薅田”开始，在“罄番薯”中结束。这两个不同名字的活儿，干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那就是用手把与庄稼争夺养分的杂草拔除。在番薯地里劳作的最大敌人是头顶上明晃晃的骄阳。烈日炙烤，汗如雨下，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曾想建议大舅避开大中午拔草，但又担心换来他的不屑，比如说“阳光不烈杂草不死”之类的言语，终于还是不了了之。在水田里拔草更为辛苦，除了天上炙热的太阳，还多了田里会割人的水稻叶子。通常一天下来，手臂和小腿都被割得花花的、胀胀的、痒痒的。有时还会遇到水知了之类的毒虫，万一被咬上一口就要疼痛半天。我讨厌这种日子，但从未偷懒过，因为比起被鄙视“吃不了苦”，我宁愿肉体难受。挨过漫长的一天，终于在夜幕降临时回到家里，饥肠辘辘，连洗手的力气也没有了。夜晚的时候，我害怕天明，天一明，又得开始新的劳作。就这样，我的暑假游移在夏日的阴影中，恐惧成了主题，充盈着少年的思绪。好在还有不要下地干活的雨天，以及充满年味的寒假和年龄与我相仿的小舅。

姥爷平反恢复工作回城后，我与小舅的日子一下子轻松了。雨天的时候，我们再也没有必要有口无心地趴在书桌上咿咿呀呀，而是一起聚到一个年纪相仿的堂舅家里，或者打牌，或者打闹，笑声响彻整个村庄。夏天有月光的晚上，我们点着火把，拿着泥鳅叉到田里捉泥鳅，或者拿着手电筒到村边水库下的小河边去摸石鳞。摸石鳞是有讲究的，那就是口风要紧，白天不能说出来，否则石鳞会提前得知消息躲着不出来。也有打架的时候，对手通常是一个与我同年的堂舅。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又杠上了，各自摆好架势准备开干。我扎的是老家学的南拳马步，他摆的是《少林寺》里的，一大圈大人孩子围着我们起哄。我们在包围圈中怒目圆睁，小脸憋得通红，努力僵持着。对方个子比我大，手脚比我灵活，我的心理是怯懦的，不断用余光寻找小舅。而小舅异常兴奋，丝毫没有劝架的意思。两个人终于没有动手，围观的人群无趣地散去了。事后我愤愤地责问小舅为什么不帮我，或者出来劝一下架，没想到他居然说：“你不是学过‘两步半’吗？我想看看那功夫是否真的厉害。”

我还是喜欢这个村庄，三十多户人家，二百多人口，大家同一个姓氏，都以辈分称呼，如同一个家庭。我是外甥，放眼望去，年轻的都叫舅舅和妗子，年纪大的是舅公和舅姥姥。我是整个村子的客人。

寒假的快乐在于过年。过年前家家忙着备年货，做黄粿、炸豆腐、蒸米糕，忙得不亦乐乎。正月初一过后，每家开始轮流请客。酒是自酿的红酒，菜是精心准备的年货。家家倾尽所有，就怕怠慢了客人惹出笑话。我一家一家地吃过去，有时东家的午餐才刚结束就又上了西家的晚宴，小肚子吃得圆滚滚的。没有吃席的早上，小舅会带我去村边的水库滑冰玩雪。村庄的海拔将近千米，冬天一到，水库结成一个大冰块，在上面滑冰，或者走自制的木板三轮车，都很麻溜。

我的眼睛是在村庄成长起来的，见惯了田地里矫健的身影和他们温柔的目光，以至于后来我到了城里生活，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我承认我在城里活得有点吃力，不如在村庄实在坦然，于是我尝试再回那个村庄，寻找逐渐失去的记忆，却发现田园荒芜了，许多老宅大门紧锁，门前长满了绿色的青苔，偶尔看见一个身影，也是干瘪的，目光早已浑浊不堪。

看到我，他们浑浊的眼睛突然焕发出了光芒，仿佛看到了什么希望，但得知我只是一个刀笔小吏时，目光又迅速黯淡下去了。大体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小镇读书家”，可以挣脱土地的束缚，却身无长物，是无法给村子带来什么实际好处的。

“小镇读书家”固然有过于自尊、眼界不高和缺乏资源等种种不足，但是，他们也有坚忍不拔和善于另辟蹊径的优点。一次回乡偶然知道市里正推广种植茶树，心里一亮，何不让童年的村庄也借借市里政策的东风呢？我找来尚在村子里的儿时玩伴商议，呼啦一声全都同意了。

我对地方政策的持续性始终是抱有疑虑的，特别喝茶这种事情，人们的口味一直在变，种植单一品种的茶树总归不太牢靠。于是，我建议他们在茶园里套种名贵树种，比如桂花、香樟这类容易管理的品种。起初，他们欣然接受，但后来就渐渐忘记了种树的事情，或许是抵御不了宣传品上所说的种茶的经济效益吧。

随着岩茶和白茶在福建境内的一统天下，村庄所种的茶树边缘化了。财富的故事还没开始就戛然而止，多少有些令人扫兴。好在亲戚们种下第一棵茶树时我早就做了准备，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我把自己与这个村庄的故事装入了别人的脑袋。

一个省城的收藏家来了，他看中了村庄的青山绿水，租下数千亩山地种植樱花，村庄有了“樱花”的别名。此后这个村庄成了“美丽乡村”建设的试点，还引进了食用菌种植。每逢节假日，村庄游客络绎不绝，俨然成为一个新景区。那些留守在村庄里的舅舅妗子们，有的开起了农家乐，有的办起民宿，还有的养鸡养鸭养田螺，充分发挥了市郊村庄的所有优势。

当我再次以“村庄成长起来的眼睛”来审视这个村庄时，我发现时代发展赋予她的机会，触发点却是我让玩伴们种茶的那个闪念。

那些幼时与我一起叉泥鳅摸石鳞的玩伴，多数早已远赴他乡讨生活。我寻不着他们的踪影。偶尔会有他们刚刚成年的子女联系我，他们转述他们父亲眼中的我，“当了很大的官”“写了很美的文章”，我只能哂笑一下告诉他们，我活成了他们的故事，正如那个村庄成了我的故事一样。

套用一句很俗的话：那叫缘分。

来源：闽东日报

文字：张发建

编辑：林宇煌

审核：刘宁芬 林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