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书记主政宁德时就展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在宁德（三）

采访组：李主任您好!您和习近平同志先后在宁德和省里共事的时间比较长，请您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

李育兴：从习书记1988年6月来宁德到他2002年10月离开福建，15年间我以不同身份在他领导下开展工作，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8年6月到1989年12月，我当时是宁德地区福安县委书记。第二阶段是1989年12月到1990年5月他离开宁德去福州前，我是地委秘书长、地委委员。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3月到1998年5月，他任省委专职副书记，按照福建省委办公厅的惯例，一个副书记配一个副秘书长，因为我在宁德当过他的秘书长，所以就让我来当他的副秘书长。1998年3月，我任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继续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1998年5月。那之后，虽然不再一对一为他服务，但他还是省委办公厅服务的重要领导。第四个阶段是从1999年8月到2002年10月。在此期间他从省委副书记升任省长，我作为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因工作关系，与他仍有较多联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88年到宁德任地委书记，请您介绍一下当时宁德的大致情况。

　　李育兴：当时宁德比较落后，是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9个县之中有6个是贫困县。我国沿海地区都比较开放，经济比较发达，只有宁德不是，所以又被称为“沿海地区黄金地段的断裂层”。原因有两个：一是地理条件不好，山多田少;二是交通不便，只有一条104国道，虽然有很好的港口如三都澳、赛岐港，但没有对外开放。

习书记刚到宁德时，我感觉他少年老成，年纪不大，但非常稳重成熟、平易近人，不论面对领导干部还是基层群众，他都非常热情真诚。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福安是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挂钩点。他是如何指导福安经济社会发展的?

　　李育兴：当时福安县的经济和地位都比较特殊，它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宁德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福安县是习书记的挂钩点，这既是历史的机缘，也有其必然性。一是福安的历史地位比较重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有八大革命根据地，闽东苏区是其中之一，而闽东苏区的首府就在福安县柏柱洋村。解放后，福安是专区，专员公署就驻福安县，后来迁驻宁德县，1971年改名宁德地区。二是福安的地理环境特殊。福安有山有水，山海兼备，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海阔岸长湾多港好”。赛岐港在解放前被称为“小上海”，经济比较发达。福安还是闽东的水陆交通枢纽，104国道贯穿福安。三是社会特点很突出。福安的社会特点是老、少、边、岛、贫、教(宗教)，这也是闽东的特点。把福安作为挂钩点，对于指导整个闽东的工作具有示范作用。习书记在福安县有3个联系点：坂中畲族乡是民族乡联系点，社口乡坦洋村是党建联系点，赛岐铁合金厂是企业党建联系点。

习书记指导与推动福安工作，首先是推动福安县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转变。过去闽东比较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闽东没有一个经济中心，也就谈不上经济中心的辐射影响作用。当时宁德有三大热门话题，一是开发三都澳港口，二是修建福温铁路，三是建设中心城市。这三个话题其实和福安县都有关系，因为赛岐港出去就是三都澳，福温铁路也通过福安县，尤其是建设中心城市，当时考虑最多的就是福安的赛岐港。这个想法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了，也经过几次论证，主要考虑到赛岐港地处闽东的中心，是水陆交通的要道，已经是物资的集散地，还有一些重点企业在那里。1987年8月，福安县召开了一个赛岐港中心城市研讨会，编制了赛江新城远景总体规划，还请南京设计院规划师来搞设计。1988年5月，赛岐经济开发区已经批下来了，省计委、建委等部门都很支持赛岐经济开发区的建设。

习书记一到闽东就立刻沉下去调研，大概一个月时间，跑了9个县区、13个乡镇、18个村、12家工厂电站及学校。深入调研之后，他说：“闽东有这三个话题是好事，表明闽东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有了提高，让外界认识这三件事的意义是必要的。但我们的立足点不能放在这上面，可能性和必要性不等于就是必然性。事关地区发展战略全局的决策，要充分考虑到国情省情区情，不要把近期内难以实现的发展目标超前化。当前重要的是抓好中短期的工作。”他还强调：“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关键在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我们穷在‘农’上，也只能富在‘农’上。”他深入调研之后，对闽东发展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感到这三个愿望是闽东的长期工作，现在搞不现实，“一夜暴富”的思想也行不通。

面对福安县的发展思路问题，习书记作出了深刻思考。1988年10月4日，习书记在赛岐镇主持召开赛岐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会上他认真听取开发区包括中心城市的规划情况以及历史上的来龙去脉等汇报，并做出指示。根据习书记的多次讲话精神，福安县委县政府制定了“东西两个口、南北一条线、三点一线带全县”的区域发展战略。“东西两个口”，即东面是赛岐，西面是穆阳;“南北一条线”，就是104国道;“三点”就是赛岐、穆阳和韩阳镇。提出了“从打基础抓起、建基地上见成效、立支柱上突破、抓两通上搞活、重软件上取胜”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处理好“五个关系、五个同步”，即处理好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治理整顿与经济发展、治理整顿与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这五个关系。以后的实践证明，福安县的区域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这些措施都有力推动了福安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

习书记十分重视和支持赛岐经济开发区建设。他在赛岐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上，肯定了开发区发展的指导思想，并进一步就实施原则、开发步骤提出意见，还现场解决了很多问题。当时办公会确定了两件事：一是把开发区建设列入地委行署的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二是调整充实地区协调指导小组，涵盖地委行署主要部门、主要领导，体现了地委行署对开发区的重视。习书记还帮助开发区解决了几个重要问题，比如给开发区第一期建设用地400亩，这在当时是很难批的;帮助解决建设经费、外来落户户籍指标等。落户指标主要用来吸引外地人到赛岐参与开发建设。我们好几次到浙江去联系招商引资，把那边的企业家能人引到赛岐来，这就需要落户指标。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是如何关心指导福安其他工作的?

　　李育兴：我主要介绍一下习书记对福安老区工作、少数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等的关心和指导。

1988年7月，习书记刚到闽东两个月，就轻车简从去了福安两个地方。一个是甘棠镇观礼基点村，革命时期这里曾是安德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安德县委所在地，从1934年到1938年4年间，先后有八任县委书记为革命壮烈牺牲。另一个是溪柄镇柏柱洋斗面村，这里曾经是闽东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工农武装组织的诞生地，也是闽东独立师的发源地。习书记一来就走村入户看望慰问“五老”(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老交通员、老苏区干部)，在斗面村还讲了话。习书记在宁德工作两年期间，经常到老区、基点村(即革命基点村，是指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位于国民党反动力量统治薄弱地区的边远山区农村，村民曾在共产党领导下斗地霸、惩腐恶、抗捐税、分田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调查研究，时刻不忘曾为革命、为祖国流血牺牲的老区人民。

另外，宁德是福建省民族工作的重点地区，畲族一共有16万多人，占全国畲族人口的40%，占全省畲族人口的70%。福安县畲族人口有5.75万，占全县人口11.6%左右，是全国畲族人口最集中的县。福安县本身所辖22个乡镇，其中有19个都有畲族分布，而纯畲族的村庄有721个(包括自然村)。习书记刚来宁德工作时就强调民族工作的重要性。1989年1月17日，他在地区民委第七次委员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摆脱贫困》一书中，好几篇文章谈到畲族的经济、畲族村的工作情况。习书记还把福安县坂中畲族乡作为他的民族乡联系点，经常深入下去调研。

我讲一个事例。1989年初，他到坂中乡大林村调研，村口有一个大林小学。这个小学是一间只有两个小窗户的土坯房，全校4个年级47个学生就只有这一间教室、一个老师，所以每次一个年级只能上十分钟课。习书记看了心情很沉重，回去以后马上委托宁德军分区政委赵文法为大林小学送去了各种生活学习用品，包括书包、铅笔盒、铅笔以及衣服等。后来习书记还给大林村筹措了专项资金，建了一个两层楼四间教室的新学校，实实在在为畲族村教育做了件大好事。习书记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边调研一边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而且狠抓落实。

还有就是宗教工作。宁德是福建省宗教工作的重点地区，整个地区有1440多座寺观教堂，宗教徒15万人左右，是全国天主教地下势力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也是当时新建乱建寺庙教堂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福安又是天主教工作的重点县，全县有10个宗教工作重点乡镇，有34个开放的天主教堂口，整个地区信教群众多、分布广，情况比较复杂。在充分调研基础上，1989年10月31日，习书记在福安主持召开宗教工作座谈会，首先听取福安县近一两年宗教工作情况的汇报，对当时天主教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作了全面分析，并就加强天主教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习书记强调：“要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要保护合法、正常的宗教活动，限制和取缔非法的宗教活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为什么能够对福安进行那样具体的指导呢?

　　李育兴：习书记之所以能够对福安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主要是他在福安进行了深入扎实的调研。他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期间，经常到福安调研，我能回忆出的就有以下这些：1988年7月，先后到甘棠镇观里基点村、畲族人口占60%的洋畲村、连家船民最多的甘坪村，还有溪柄镇柏柱洋斗面村调研。1988年10月3日到5日，习书记陪同时任省委书记陈光毅到福安县调研赛江沿岸的绿竹带和坂中乡民族实验小学等。1988年11月，到坂中乡民族实验小学调研。1988年至1990年5月，4次到社口乡坦洋村调研。1989年初到坂中乡大林村调研，还有1989年1月1日到2日陪同时任省长王兆国到福安调研。1988年7月到1990年5月，他先后3次到范坑乡调研，其中两次去了毛家坪特困村。范坑乡是宁德4个特困乡之一，而且是福安最北边的地方，毛家坪特困村又特别贫困，有一次还是冒雨在那里调研。1989年11月到上白石镇不老村调研。1996年8月6日，到赛岐镇泥湾村、湾坞乡徐江村指导抗灾与重建家园工作。1997年6月6日到上白石镇郑家山村调研闽东脱贫致富奔小康。这次调研，他给郑家山村题词“积极探索山乡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路子，赠郑家山党支部”，并在这次闽东调研中提出：“要把解决群众的脱贫安居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做到真扶贫、扶真贫。”1996年6月，到福安畲族经济开发区、康厝畲族乡东山畲村调研。

采访组：请您谈谈福安县当时都有哪些具体变化。

　　李育兴：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即“打基础、建基地、立支柱、重软件”。打基础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比如1988年6月动工建设赛岐大桥，1990年10月1号通车;建设甘棠22万伏变电站;建设下白石三千吨级杂货码头;建设罗江万吨自来水厂;安装4千门程控电话;完成湾坞6千亩围垦工程等。“建基地”是在农业上抓了“八个基地”建设，有黑荆树、绿竹、茶叶、水果、水产等项目，形成规模效益。“立支柱”主要是抓好食品工业“五条龙”，将韩阳镇的电机电器进一步成龙配套，抓好赛岐镇的打火机专业化和社会化生产。“重软件”就是制定了各种政策以及“三来一补”等优惠政策。

二是加强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习书记到宁德后，很重视抓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当时福安县正对县里的机构进行“消肿减肥”，全县撤销合并非常设机构47个，增强职能部门的效能。根据“四化”条件调整班子，调整了10名正局级及20名副局级干部。在廉政建设方面，遵照地委和习书记指示，清理干部职工违法违纪占地建房4000多户，罚款87.3万元，清退县直机关干部有私房占公房295户、747间，还收回长期拖欠公款159万。

三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好事。我前面讲到，习书记很重视教育，身体力行。为了解决当时福安教育上的困难，我们筹措了1000多万资金，用其中100多万为福安一中建了一座教学大楼，还对全县228所小学进行改造新建工作。

四是重视联系点建设。在习书记的关心和重视下，他的3个联系点都成为1990年宁德地委工作会议上的先进典型：坂中乡作“畲族之变在于加强村组织建设”的介绍;社口乡坦洋村作“坦洋上富路，党建下功夫”的介绍;赛岐铁合金厂作“发挥整体政治优势，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介绍，反响都很好。

应该说，当时福安县在党的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变化，都是与宁德地委行署的正确领导特别是习书记的关心指导分不开的，同时也是福安人民发扬习书记倡导的“滴水穿石”精神、老区精神、艰苦创业精神的结果，是福安人民增强“弱鸟先飞”意识、解放思想、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拓的结果。这些，正是习书记所期望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任期间，对宁德的绿色生态建设有哪些重要论述?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李育兴：那时候的闽东，森林覆盖率与绿化程度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森林砍得多造得少，森林赤字多达30万立方米。还有340多万亩宜林荒山尚未绿化，近50万亩林地尚未改造。但因为当时人们温饱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所以不少人的生态意识还不强。可习书记却十分具有前瞻性，他在1990年4月发表的《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一文中强调：“要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把农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有的地方开创‘绿色工程’，这就是一条好经验。所谓‘绿色工程’，就是依托荒山、荒地、荒滩，发展开发性立体种植业，实行集约经营，专业协作。”

1989年1月，他在《闽东的振兴在于“林”——试谈闽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闽东这样一个贫困地区，山林资源是一个重要的优势。”“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他还指出：“林业有很高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森林能够美化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等。从特殊的意义上理解，发展林业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

在习书记提出的明确指导思想下，闽东开始绘制一幅林业振兴的蓝图，就是苦战7年，确保1995年实现荒山绿化任务。他还要求稳妥扎实抓好完善林业责任制和健全林业经营机制。如今，闽东的荒山已经遍植绿树，绿色工程惠及千家万户。抬头看看漫山遍野的青翠，就总是能想起当年习书记满怀信心的寄语。

采访组：从您亲身经历来讲，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发展思路和举措?

　　李育兴：习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这么三条。

一是树立先进典型，以其示范作用来推动全局工作。1989年2月23日，习书记把8位农民请到宁德，给地区机关副科级以上干部介绍经验。他亲自主持报告会，逐个进行点评，肯定这8位农民的做法和经验并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地委工作会议上，搞了一个典型材料汇编《滴水集》，里面涵盖了71个典型人物和先进集体。习书记亲自为《滴水集》写序，讲了这样几层意思：首先是滴水可穿石。他写道，“改革开放这十年，闽东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成就和变化是来之不易的，是闽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辛勤工作的结果，它凝聚着广大群众干部的心血，体现着滴水穿石的精神。”再就是滴水能够映出太阳的光辉。他写道，“在获取成就和推动变化的过程中，闽东人民的先进分子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当中，有靠勤劳起家、科技致富的新型农民;有精明开拓、活跃在商品经济舞台上的企业家;有辛勤耕耘、几十年如一日的山村女教师;有把穷山沟引上致富路，树立了党的光辉形象的‘战斗堡垒’等等。在他们身上展示了‘不耻落后，意气奋发，放胆开拓，争先创优’的闽东风格。”他又讲道，“滴水聚成的涓涓细流，将汇成江河奔腾向前。《滴水集》的汇编，旨在讴歌时代精神，弘扬社会正气，发挥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典型示范作用，将艰苦创业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推动闽东各项工作的巨大力量。”

二是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他往往能够在务实的基础上把眼光放长远，以大气魄、大胸怀来规划全局。作为一方的领导，他不仅抓大事，而且作决策、干工作非常注重符合客观实际。比如在宁德，习书记一方面肯定各地有发展思路和举措是好的，体现的是干事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适当“泼凉水”，让干部群众意识到急于上大项目是不切实际的，“抱个大金娃娃”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他当时在闽东的一个战略思维，就是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发展好农业和工业，把近期和短期的事先抓好，既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谋长远的发展，又要有“弱鸟先飞”的意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跨越发展。从他发表在《摆脱贫困》一书中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当年对闽东的发展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1992年，习书记在福州提出“3820”工程，制定了福州3年、8年、20年的发展规划。作为一个福州市委书记，会考虑20年的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习书记立足长远、放眼全局的战略思维。

缩小山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提高全省综合竞争力，加快建成海峡两岸繁荣带，是福建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其根本途径在于实现山海联动发展。1998年初，在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领导下，我们组织全省9地市、55个省直单位进行8个月的调研活动，提出了意见与建议。1998年11月召开的福建省委六届九次全委会上，通过了两个决定，一是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二是进一步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定。在习书记领导与总策划下，撰写了《展山海宏图，创世纪辉煌——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研究》一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山海联动发展的战略选择、目标定位、实现途径等进行明确阐述，便于指导和实际操作。书中关于“加速推进山海协作的战略构想”的实施步骤，分3个阶段共12年时间实现，每个阶段都有主要目标任务及要求，考虑得十分全面，策划是高瞻远瞩的。

习书记任省长以后，还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理念，在充分调研基础上请专家进行论证，他还亲自到北京去汇报情况，中央有关部门作出了批复。如今，生态建设已经成为热门话题，而早在十几年前，习书记就已经展现了他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三是具有开拓精神，注意工作效率和成效。他任省委副书记时，分管统战工作，有两项工作很有开拓性：一项是召开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当时，省四套班子中与统战工作有关系的部门、团体近10个，常发生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现象。从1996年至1999年4年间，习书记共主持召开了10次统战工作联席会议，避免了工作重复安排或互相扯皮现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成效，反响很好。还有一项是开展省海外联谊活动。习书记分别于1997年12月、1998年9月、1999年7月，在深圳或珠海召开香港、澳门地区顾问、理事扩大座谈会，探讨新形势下福建如何面对挑战和机遇，每次都有100多人参加，加强了闽港澳经济文化合作交流。这样开会大大节省了港澳同胞往返时间，也大大提高了座谈会的参与度，深获港澳同胞赞誉。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日常生活中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李育兴：习书记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亲民。他到闽东就讲“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并提出“四下基层”的工作制度。他认为只有到基层去调研，才能知道人民的疾苦，才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和盼望，了解群众的思想和困难。一到闽东，他就到基层了解情况，他对老区少数民族群众更有感情。调离闽东的时候，他专门到挂钩点福安县和工作条件最艰苦的寿宁县，以及3个联系点去告别，这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习书记非常尊重和关心老同志，不论在什么地方工作，都时常去看望老同志，对老同志嘘寒问暖，老同志有什么困难都尽力帮助解决。福建省老区办主任对我讲过，习书记调离福建的时候，还不忘通知老区的老同志来一起吃个饭，叙旧、谈心。这其中，习书记跟项南同志的友谊令我印象尤其深刻。项南同志思想很解放，习书记非常尊重他，一有机会就向他请教。习书记最后一次见项南，刚好是我陪他一起去的。那是1997年11月10日。这之前，我随习书记到印度出访，9日回到北京，10日下午他就叫我陪他去看望项南同志。我们到了以后，看到项老西装革履，精神矍铄，原来是当天晚上他要参加两场与全国扶贫基金会有关的接待活动。项老看到习书记非常高兴。习书记给他介绍出访情况、福建情况，两个人谈兴很浓，一直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项老还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口。结果万万没想到，项南同志就在当天晚上10点半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他们两人超越年龄的友谊令人感动，这份友谊的根基就在于两个人对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一片赤诚之心。

习书记对基层干部非常关心。习书记跟福安县坦洋村支部书记刘少如关系很好，有一次他到宁德调研，听说刘少如生病住院，他就到医院里去看望刘少如，还交待医生要认真治疗。刘少如的孩子刘志勇到福州去见了他好几次。刘志勇回忆说：“1989年7月，我有幸与习书记一起参加全省党建研讨会，一周的接触中，他总是令人感觉那样的随和友善，极具亲和力，促膝交谈中虽言语平淡，我却能时时感受到他宽广的胸怀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刘志勇说，习书记教导他要干正事，走正道，树正气。1997年到2000年，习书记还曾两次接见他，每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农村的朋友，你来了!”刘志勇有一次向习书记反映福安准备开发白云山旅游项目的事情，习书记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事，认真看完刘志勇带来的项目报告。他从不觉得自己是领导干部，都是把自己放到人民公仆的位置上，和老百姓交朋友，为人民尽心尽力干实事。

习书记非常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但他对干部的要求很严，如果干部做得不好，他就会严肃认真地批评。不管是在宁德还是在省里，他都很注重讲究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

习书记为官清廉，崇尚节俭。他在地委大院的办公室陈设很简单，从他来到走都没有改变过，他坐的车也是旧车。习书记的廉明还体现在他对家属要求很严格，在宁德时，彭丽媛老师来，很多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他讲的几句话闽东人至今都还记得：“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你发财就不要想当官，当官就不要想发财。”“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些告诫避免了不少干部犯错误。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主政宁德的经历，对他人生发展以及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李育兴：总体来说，习书记主政宁德的两年是他人生的重要节点，宁德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形成地和实践地。我感到，这其中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是闽东独特的地理条件。闽东有山有海，是他接触山海的开始，山区怎么发展，海洋怎么发展，山海如何协作发展，如何念好“山海经”，给他提供了不少实践的样本。

二是闽东独特的区情。“老、少、边、岛、贫、教(宗教)”，闽东方方面面都涵盖了，为他日后处理类似问题积累了经验。在闽东的工作经历，也让他对老区的历史、老区的精神、老区的贡献、老区的牺牲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使他更加重视老区工作与老区的发展。闽东畲族的现状与困难，畲族的特点，畲族同胞对革命的贡献，会加深他对畲族同胞的感情，宁德的经历对他如何指导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如何加强民族团结提供了很好的经验。闽东作为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贫困群众的困难及期盼，习书记了解得十分清楚，如何带领他们摆脱贫困是习书记主政宁德两年的一项主要任务，这方面的思路、实践、成效及经验，他已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作了分析和总结，对他以后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如何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提供了很好经验。闽东的宗教工作突出，当时是宗教地下势力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习书记多次专题调研宗教工作，并采取了不少措施。闽东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宗教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宗教政策及如何做好宗教工作有不少认识与体会。

三是当时独特的“时、势、位”。1988年到1990年，正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时机，又是经济上治理整顿的时机，同时也经历了“1989年政治风波”，所以“懂形势，知全局，明精神”很重要。习书记把握整个全局和形势，将中央精神同宁德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审时度势做好工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成为他从政生涯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四是独特的使命。习书记主政宁德后，担子重了，责任大了，管理宁德地区9个县，既是锻炼，又给了他发挥作用、有所作为的空间。我感到宁德工作给他很多启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谋全局，一个是谋万世。“不善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从全局考虑很难做好当地工作;“不善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考虑长远的发展，就很难对当下的发展有清晰的思路。所以习书记的发展思路都考虑得很全面、很长远。

我在习书记身边工作的那段岁月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从他身上学到的知识、修养、工作方法，让我一生受用不尽。他不仅是我的领导，也是对我的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