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国规模经济的六大优势

编者按：今年以来，新华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大型主题采访调研活动，走访国内各类型企业，探究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奥秘，寻找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韧性，发掘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力量，全景反映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为正处于转型发展的中国经济探寻新动能。

活动在企业界、经济界引起广泛共鸣。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知名经济学家周天勇为新华网“中国经济的韧性”撰写了专稿。专稿题为：“中国规模经济的六大优势”。

全文如下：

国家规模的三个基本要素：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和经济总量，前二者是国家规模的基本要素，后者是前二者形成的生产力要素，三者之间相互叠加和复合，形成国家规模经济。全球经济中，对于国家来讲，也存在规模经济以及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国家规模经济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竞争力的基础之一。认识这一点，对于把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增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统筹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布局，有着重大的意义。

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其规模经济有哪些优势呢？

第一，中国有产业分工协作和产业门类齐全的大国规模经济优势。以人口规模为主要方面的大国规模经济，意味着其每一个细分的分工协作的产业，都能规模化生产和经营。而且，一个产业、上游产业及下游产业之间，包括横向联系的产业之间，在供应和需求方面，得到平衡的比例很高。

因此，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其经济的一个重点特点就是产业门类齐全。比如，改革开放初可口可乐探讨进入中国时，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指标衡量，中国还不具备开发这样的市场的条件。但是，考虑中国人口规模很大，只要有1‰的消费，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实践证明，投资是成功的。再如，一个人口500万的国家，投资建设一个汽车制造企业，如果不以出口为主，国内消费达不到能使企业盈利的需求规模，生产经营的规模是不经济的。一个人口和国土大国，以汽车制造业为例，上游可以有钢铁、装备制造、塑料、钢化玻璃、汽车零配件、轮胎等产业满足其生产需求，下游和配套可有物流集散、高速公路和等级公路、油气生产供应、汽车维修、加油站体系等。

第二，中国有技术易于创新、应用和市场化的规模经济优势。创新思想较为集中，其交流较为频繁，技术创新发生率较高。由于市场需求规模较大，消费有传统和求新及不同支出水平等层次，新技术产品容易得到市场的逐级接受，使其市场化和产业化，包括走军民两用的技术，可以先国防开发应用，或者先民间开发国防应用，再民间市场化和产业化的道路。一个人口只有130万人口的国家，与中国这样有13.95亿人口的国家相比，创新思想人口的基数要小得多，创新发生和技术发明的总量规模要小得多。当一个人口小国的技术发明需要产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时，由于新技术产品研发成本较高而初始投入市场价格较高，消费人口规模有限，使其陷入“价格高—市场规模小—不能规模化—价格高—市场不能扩大”的恶性循环之中。有些军民两用的技术，由于国防应用的规模也较小，而无法走“国防需求先解决规模化，扩大生产后降低价格推向市场”的产业化之路。比如以色列，技术创新能力很强，但人口规模只有800多万，其许多新技术的应用和产业化，需要到美国、中国、印度等这样的人口和消费需求规模较大的国家去实现。

到2019年中，中国已经是接近14亿人口的大国，许多新技术的产业化开始时价格较高，只有比例较小的人群去消费，随着逐步被规模化，再逐步降低价格，消费层次逐渐下移，最终应用和生产被大规模化。一些军民两用的技术还有一条途径就是，由于人口和版图大国的国防需要比小国规模大得多，先国防采购使其规模化，再降低价格进入民众消费，同时降低国防采购的成本。

第三，中国有发展网络经济的人口规模和密度优势。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大国的叠加，给宽带互联网、移动通信、大数据储存及快速计算等技术，给高铁、高速公路、航空、水运、城市内各类交通和城市内外交通枢纽及连接，给油气、邮政、供排水等一系列其他管网系统，提供了密集人口巨大的需求，提供了足够多的信息、旅客、资金、货物、水及能源等流动要素。其结果就是，有关网络技术发明、应用和产业化，在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里，最容易实现和得到发展。凡是网络经济型产业，如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产业，互联网加的新商业和其他新服务业（如购物、旅游、出租、餐饮、金融、医疗等），如网络状的运输管道业、高速高铁、民航机场、油气等产业，如枢纽状的机场、车站、港口、技术和金融中心等，在人口大国，人口密集的地区，网络满负荷运行，形成了技术和模式不断创新、应用之地，得到了盈利发展的巨大空间。而在人口小国，因用量不足，而网络不经济；或者版图大国，但人口规模相对较小，或者人口密集度程度不高，网络分散稀疏，投入成本高，使用程度较低，使其亏损而不能发展。比如，美国客运铁路在人口密集度高的东北地区，盈利而得到扩张；而在人口稀疏地区，其客运是亏损的，使其难以发展。

第四，人口规模较大和国土面积较广阔的国家，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也具有大国经济优势。也即在国民经济遇到重大转折时，大国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是在一个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前面已述，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有人口需求的规模效应，其起步发展实际上需要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一些从传统和趋于过剩产业转移的劳动力，一些要进入劳动年龄的新增劳动力，可以由新的产业吸收。闲置的土地、传统产业不需要的社会资金等，可以向新的产业再配置和转移。中国阿里巴巴、淘宝等商业领域及服务的快递行业，在近两年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就证明了这一点。二是人口规模越大、人口密集程度越高的国家，其就业的机会就越多，失业人员越容易被吸收。而以人口为基础的经济规模越大，央行形成的铸币税规模也就越大，并且以债务重组重整、缓慢适度物价消解、呆坏账核销、延时以发展和规模消化等多种组合方式，消化传统产业形成的债务也较小，国家有能力和容易平稳实现。

第五，由于人口规模为基础的贸易和资金流动投入等规模较大，在国际经济中也有规模优势。交易成本低，竞争力强，并且抗风险能力大。一是一国货币在全球流通量越大，其可以获得全球流通所形成的铸币税利益越多，在国际资金市场上发行国债一般来说利率较低，在汇市和资本市场方面受到投机冲击时，资金集中的规模较大，应对的底气较足。二是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在国际贸易方面，由于进出投资量较大，进出口规模也较大。国际直接投资还是要看中国未来的新兴产业的需求，要看正在成长着的旅游、教育、医疗健康和养老等服务业市场的成长前景，中国不仅要通过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改革体制开放服务业领域，通过毫不动摇坚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来留住可能向国外流出的国内剩余资金，也要更多地通过开放市场和改善营商环境来吸引更多的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中国，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有这样的大国经济优势。

第六，由于中国领土、领海面积辽阔，发展有资源环境等空间方面的经济纵深优势。一是随着东部经济发展，土地、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约束加大，经济和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从近年郑州、武汉、长沙、合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发展速度加快来看，由于其土地价格比东部低，劳动力资源比东部丰富并且居住、房租、路途和其他生活等成本比东部大大下降，加之工业向中西部的大城市集中，居民收入提高，旅游业也向中西部转移，使中西部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东部。二是海洋经济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中国海域包括渤海全域和黄海、东海、南海的大部分及其可以管辖的专属经济区近300万平方千米海域。海洋生物利用和矿藏开发、海岛海洋旅游与海洋生物和矿藏开发有关的加工制造，等等，有着广阔的发展基础和前景。三是调水与改造未利用土地结合，技术与资源结合，扩大中国的耕地及建设用地面积，改变水资源在地区间的分布，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淡水缺乏和分布不平衡，农业和建设用地紧张，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然而，中国有40多亿亩沙漠、盐碱、戈壁、滩涂、工矿废弃地等未利用土地，可以植树造林进行绿化，可以改造成湿地，一部分可以改造成良田和建设用地，村庄土地也可以经过整治集约腾出大量的可利用土地。中国从东北到南部，有1.8万千米的海岸线，南北水资源分布也不平衡。民间就有盐碱沙漠工矿废弃地改造、海水淡化等，淡化海水的成本已经降低到自来水的价格，改造盐碱地的成本已经低于化肥的投入，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可以选择，有些技术已经成熟。而且，中国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已经具备了水资源调丰补欠的技术和工程能力，只要理顺体制，放活机制，降低体制性成本和破除体制性障碍，资源产权清晰，技术和资金结合，市场机制调节，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和有可能利用中国潜在的经济纵深优势，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