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城乡关系史研究

城乡关系及其演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对其进行研究是观察世界历史全景的重要视角。人类历经几千年文明史，城乡关系相伴始终。城市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而早期文明的基础则是乡村农业。城市与乡村自始就有天然纽带，两者相互依存、有机联系。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城乡关系虽表现出种种形态，但城市和乡村间的共生与互动无疑是普遍存在的。近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乡村发生巨大变革的同时，也攫取了乡村较多的财富和资源。而城市社会的最终形成，则以彻底改造传统农业和乡村，达到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为目标。

随着近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史研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并出版了许多相关论著。相较之下，关于城乡关系史的专题成果略显单薄。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国际学术界关于城乡关系史的研究多偏向于“碎片式”的零散研究和个案研究，宏观的城乡关系史考察有待进一步深入。笔者在阅读中发现，马克思对城乡关系有许多精辟论述，这些论述构成了其关于城乡关系相当完整的理论，为我们研究城乡关系史提供了科学指南。

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有“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产生的城关市民”“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无产阶级建立的先进国家将“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差别）逐步消灭”等论述，并指出早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就有“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主张。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中，马克思从城乡关系角度对人类社会各阶段特征做了高度概括：“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具体阐述了中世纪欧洲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关系，认为政治上“到处都是农村榨取城市”，因为封建领主驻地多为农村的庄园；在经济上，则是“城市通过它的独占价格，它的课税制度，它的行会制度，它的直接的商业骗术和它的高利贷剥削着农村”。他还多次论述了欧洲的城乡互动及其影响。

马克思指出的古典时代城市乡村化、中世纪欧洲城乡对立、亚细亚古代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近现代乡村城市化等特征，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上城乡关系的演变规律，可以此为指南构建研究城乡关系史的基本框架。

古典时代的“城市乡村化”。马克思着重论述了希腊罗马即古典古代的城乡关系。他强调，古代城市建立在“土地财产和农业”基础上，认为古代城市实际上是“作为乡村生活的中心、作为农民的居住地，同样也作为军事指挥中心”而存在。在领会马克思论述内涵的基础上，我们对古典时代的“城市乡村化”特征还可作进一步的思考。譬如，虽然古代有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人口聚落，城市是各种资源集中的社区，是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心，但更是在乡村拥有大量土地者的聚居地。又如，古代城市大多数是消费型城市，对乡村具有强烈的经济依赖性。城市生活以乡村农业社会生活为基调，城市命运也系之于乡村。

中世纪欧洲的“城乡对立”。马克思认为，中世纪欧洲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城市不再是古代城市的翻版，不是“乡村化”的城市，而是与乡村对立的城市。我们认识到，一方面城乡在政治和经济上对立；另一方面这种对立又是辩证的，即城市与乡村互为依存，并有主次之分：乡村和农业是主体，城市工商业则是补充和从属。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为乡村提供各种工商业服务。城乡的双向互动在中世纪欧洲较为突出，如乡村和农业的发展促使中世纪城市广泛兴起，而基于城市工商业的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关系则瓦解着乡村封建关系，侵蚀乡村自然经济。

亚细亚古代“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马克思所处时代及之前的亚细亚，以古代中东、古代中国、古代印度以及阿拉伯世界等为主要代表，基本上是“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统一于农业社会。由于统治阶级主要居住在城市，城市是政治、文化和军事中心，因此亚细亚城乡关系的总特点是政治上城市统治农村，经济上城市剥削农村，不同于中世纪的欧洲。当然，亚细亚各地区的城乡关系也各有自身的特殊发展道路，各自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的具体形态也大有不同，所以应当在城乡“无差别的统一”前提下做深入细致的分别考察和研究。

工业化时代的“乡村城市化”。在马克思所处时代，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城市化取得了巨大进展，欧洲大陆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已推进并取得发展。乡村工业发展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这是近代早期乡村对城市发展的首要贡献。城市化则主要体现为乡村城市化，这是工业化时代城乡关系的基本特征。乡村城市化有多重意蕴，表面上看是乡村空间和人口的城市化，这是正面的社会效应。从深处讲，可指乡村对城市的依附性，即乡村“从属于”“屈服于”城市，乡村围绕城市基调而运转；城市控制和支配乡村，尤其将周围乡村变成了自己的经济“领地”。这与古代的“城市乡村化”形成反向对照。在这一时代，起初乡村受到城市冲击，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乡村为代价，攫取乡村资源，挤压乡村发展空间；而工业化进程则促使城市从更广的国内外市场获得资源，所以工业化后期的城市更多地成了单向辐射农村的“中心地”，周围农村对城市发展变得不甚重要。当然，各国工业化和乡村城市化进程中有成功经验，也有负面教训。

后工业时代的“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马克思虽未经历后工业时代，但依据其理论也能预示工业化后的城乡关系趋势：乡村城市化仍会多样态推进，城市人口更多，乡村人口更少；乡村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也“类”城市化。以往那种以农业和农民为主的形态不再是后工业时代乡村的本质；经济多样化和人口多元化，成为乡村的基本特征。城乡关系的发展方向是在乡村比重降低状态下由城市带动乡村共同进步；城市主导城乡一体化，逐步走向城乡融合，完全消除城乡差别。这既不同于古代亚细亚那种“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更不同于工业化时期城市对乡村的剥夺和控制，而是城市和乡村同为一体化中的平等元素，只是城乡发展的差异性使这个城乡统一体须以先进的城市为主导。

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上城乡关系的演变予以规律性的总结，预示了未来城乡关系发展的趋势，对我们理解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研究城乡关系史，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作者：刘景华，系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