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刚：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法宝

郭志刚 军事科学院教授

习近平主席在“八一”重要讲话中，对我军走过的九十年光辉历程进行了总结，他指出：“90年来，在长期实践中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原则，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培育了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法宝，是人民军队必须永治不忘的红色血脉。”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彰显了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彰显了改革创新的伟大力量，彰显了战斗精神的伟大力量，彰显了革命纪律的伟大力量，彰显了军民团结的伟大力量。这“六种伟大力量”是对我军走过的九十年历程的高度概括，是对建军、治军和作战经验的科学总结。今天，我重点围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六种伟大力量”，结合我军历史，汇报一下我的思考和感受。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信仰、有灵魂的军队

习近平主席在“八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

一个国家有国魂，军队也有其军魂。我军有很多优良传统，其中不变的军魂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国外一些人，包括国内有些人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这样那样的疑问，这也与他们不太了解我们这支军队是怎么来的，不了解我军的历史有很大关系。2012年的7月建军85周年时，我参加了国防部外事局组织的外国驻华武官团赴江西南昌和井冈山参观访问活动，在南昌起义纪念馆为外国武官讲述了我军历史。2013年4月，我为访问军事科学院的瑞典国防参谋长一行讲述了我军的历史。通过讲座交流，使他们对我军发展的历程和光荣的传统有了新的认识。要讲清我军的历史，才能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问题有深入的了解。

人民军队是共产党一手创建，并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发展壮大的，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绝对、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战斗，这是我军与其他国家军队最本质的不同。让我们通过历史，了解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人民军队是如何建军铸魂的。

1927年的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2万多名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宣告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在中国诞生。但是，南昌起义并没有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当然，这并不影响其伟大意义。从1933年7月起，8月1日就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建军纪念日。“八一”是人民军队历史的伟大开端，人民军队从这一天起，就在党的领导下担负起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次起义不再用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而是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毛泽东让钟文璋、何长工、陈明义、杨立三等人一起设计军旗，曾经在比利时学习过建筑设计的何长工是军旗的主要设计者。何长工是一位1922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他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入党的，他设计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就是红旗中间一个大的五角星，五角星上是镰刀斧头的图案，镰刀斧头是什么?是共产党的象征，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象征，表明这支军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毛泽东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沿着罗霄山脉南下，到湘南以求发展。

1927年9月30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三湾改编”。为什么要进行改编呢?因为这时候部队减员严重，有战斗减员也有非战斗减员，人数已经不到1000人，士气低落，已经到了非整编不可的时候。这次整编允许一些不愿意留下来作艰苦斗争的官兵离队，把剩下的700多人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部队人数虽然少了，但队伍更加纯洁了;编制虽然缩小了，但一线战斗连队的实力得到了充实。更为重要的是，三湾改编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实行党的书记兼任同级党代表的新的党代表制度，军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这样就连以上各级都有了党的组织，有了政治工作就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士兵的民主权力。“三湾改编”成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开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让我们再看一下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南昌起义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起义军很快陷入国民党大军的包围之中，因此，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军立即按中央原定计划撤出南昌，南下广东，实行土地革命，重建革命根据地。但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对部队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和整顿，多数官兵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了解不多，思想混乱，加上当时天很热又要远征，生活非常艰苦，部队中就出现了掉队、逃跑的现象。第十一军代理副军长兼第十师的师长蔡廷锴把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驱离，然后率部脱离起义军。南昌起义部队减员严重，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潮汕失败以后，转向了粤北赣南，11月到达江西赣南安远县的天心圩。此时，部队只剩下了1500多人，军心不稳，一些师团干部相继脱离部队。在部队即将崩溃的危急时刻，第九军的副军长朱德召集军人大会，对部队进行了初步整顿。朱德表示：“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枪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第七十三团的政治指导员陈毅、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表示坚决与部队在一起，奋斗到底。当时大约有300人离开了部队，但留下来的，都是革命的精华。天心圩整顿振奋了大家的革命精神，扭转了部队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初步稳定了部队。以后部队又进行了大余整编、上堡整训，这就是著名的“赣南三整”，主要就是整顿党团组织，建立党支部，加强党的领导，将部队缩编为800人。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是精华、骨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部队新的领导核心也随之诞生，这就是朱德、陈毅、王尔琢，后来王尔琢牺牲，朱德、陈毅成为开国元勋。

1928年3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队伍以及湘南起义组成的农军撤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4月下旬，朱毛两军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又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部队先编了三个师，后来又缩编为四个团，有6000多人。这支部队是当时红军中人数最多、建设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无论是秋收起义部队还是南昌起义部队，都是通过整顿、整编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才得以保留部队骨干并生存和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党在建军初期，对创建新型人民军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经常反映到红军队伍中来。一些来自旧军队的官兵不自觉地延用了旧军队的习惯、旧的观念，对于红军建立新制度新规定缺乏正确认识。部分官兵不习惯于做创建根据地的艰苦工作，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习惯党对军队的领导和集权制原则，这个集权制就是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一种称呼，认为在搞家长制;不习惯政治工作地位的提高，认为政治部妨碍了司令部工作。这些不同的认识在红四军党内引起争论，1929年6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但是这次大会没能够解决争论问题，也没有能够取得共识，还撤销了坚持正确主张的毛泽东同志的职务，让他改到闽西做地方工作。1929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和讨论陈毅的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负责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由陈毅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来起草，最后由周恩审定，到9月28号完成，历史上把它称为“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一是发动群动斗争、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是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并且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的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

1929年10月，中央要求陈毅带着“九月来信”返回红四军，请毛泽东同志复职，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这样就有了当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12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的新的红四军前委，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以外，还要负担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中国工农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每连建一个党支部，每班建一个党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必须健全连队以上各级党的领导中枢，在党内应当例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应当严肃党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红军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红军必须建立很好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实行官兵平等。

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军原则，是共产党建设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它解决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重大问题。所以古田会议就成为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我军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初步完成了建军驻魂的过程，从此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定型了，最根本的东西就立起来了。当然，在我军发展的历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还是受到过挑战的，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有斗争的。

长征途中，张国焘就仗着人多枪多向党中央要权，企图用枪杆子指挥党，党中央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7年的10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因国民党干涉而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恢复师旅政治部和团政治处。国民党要康泽到八路军中来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被中央坚决顶了回去。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们党可以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意红军官兵佩戴青天白日的帽徽，但是绝不允许国民党人到我军来当领导。

王明从苏联回国以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王明虽然也提到了要保存红军的独立性、保障党对红军的领导，但是其又强调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介石的指挥，也就是要共产党的军队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毛泽东坚决反对，他明确表示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是统一战线的武装，我们是“白皮红心萝卜”。中央军委在红军改编的命令中也说得很明白：“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展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全国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谈判，国民党以政府中近三分之一的席位为条件，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指挥权，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毛泽东说：“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一些民主人士不了解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和搞独裁的阴谋，好心地劝毛泽东，毛泽东耐心地进行了解释，他说，你不要看我们的军队人不多，枪也很破，可要没有我们这些人和这些破枪，你们也没有说话的地方。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党中央的司令部，有时就设在两孔窑洞或几间平房里，一不发武器、二不发给养，只发“嘀嘀嗒嗒”的电报，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总指挥部虽然简陋，但是号令一下全军服从，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指到哪里就把胜利的红旗插到哪里。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得到了坚持。虽然在建国之初我们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仍然简称中央军委，并吸收了起义的将领和民主人士到军委中任职，比如程潜担任了军委副主席，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等担任了军委委员，但是在做重大决策时他们还是不参与的。周恩来说得很清楚，任何其他党派在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领导地位的，只允许共产党来领导军队。1954年的9月，中国共产党又重新成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确保共产党对军队的唯一领导，确保我军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在总结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教训时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习近平主席在“八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人民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力量。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灌注于部队，才使这支军队有了信仰、有了灵魂。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以献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己任的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它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长征期间，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壮志情怀，征服高山大河、雪山草地，粉碎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红色的铁流滚滚向前，向着党指引的目标前进，奔向实现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战场，胜利实现了战略大转移。有一位三过雪山的老同志回忆说，第一次过雪山时，许多同志病饿而死，遗体来不及掩埋;第二次过雪山时，看到了烈士遗体上的衣服已经没有了;第三次过雪山时，只看到了一堆堆白骨，我们留着泪从他们的身边走过。“白骨”就成为红军长征路上的路标。据统计，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指战员牺牲。理想信念对于一支军队的重要性，道理很浅显，可谓人尽皆知。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是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对军队来说，理想信念就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保持一种精气神。

习近平主席明确要求：“把坚定官兵理想信念作为固本培元、凝魂聚气的战略工程，采取有力措施，抓紧抓实抓出成效。”2016年1月11日，习主席接见调整组建后的军委机关各部门负责人时强调：“努力建设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军委机关。”这不仅是对军委机关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对整个军队的要求。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中，我们要遵照习主主席的指示要求，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崇高理想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敢于为崇高理想信念而奋斗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