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官僚腐败及其治理

摘 要：研究西方国家反腐败理论和实践固然重要，但是绝不应该忽视马克思主义关于官僚腐败及其治理的思想。与西方国家反腐败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研究官僚腐败问题，认为官僚腐败现象来源于私有制，来源于剥削制度决定的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及其官僚制度。因此由于阶级局限，无论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都无法消除官僚腐败。无论是西方的民主化治腐论，还是西方的市场化治腐论，都只是一个神话。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官僚腐败 市场民主治腐论

加强反腐倡廉理论研究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事业顺利开展，需要做好三件工作：一是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腐倡廉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二是科学总结概括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三是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工作的经验。当前我国反腐败理论界有些研究比较重视西方国家反腐败理论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官僚腐败及其治理的思想缺乏足够重视。有些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没有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不可能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反腐败事业提供理论支持，而西方国家具备市场经济条件下消除腐败的丰富经验，西方的反腐败理论与经验对我国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我国出现崇拜西方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亨廷顿的现代化腐败论等分析框架，把对不了解中国反腐败实际情况的“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奉为圭臬等现象。有些研究甚至提出一种可以称之为“市场民主治腐论”的观点，宣称“推进市场化改革是扼制腐败的基本途径”，提出彻底治理官僚腐败就是要实行“政治领域的市场化(也可以称为民主化)”，进而建议“在传统的非市场领域，也就是在政治领域，也要大力推行市场化改革。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要推行市场化改革。政府公共资源的管理和运营要进行市场化改革”“政府公共人才也要推行市场化改革”“根据各国的经验，至少需要建立政治人才市场(包括选举产生的政务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行政(公务员或官僚阶层)人才市场。前一个市场的交易媒介主要是选票，后一个市场的交易媒介主要是考试或考绩”。①这种观点在我国很有市场，表现为学界译述西方观点的论著多，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反官僚腐败思想的学者少。其实，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穿透力，提出了认识官僚腐败现象和克服官僚腐败的基本原则和思路。

一、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研究官僚腐败问题

当代西方官僚腐败理论有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没有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研究官僚腐败问题，只是仅仅从社会运行机制的枝节方面认识官僚腐败、设计反腐策略。比如，人们常引用的“阿克顿命题”——“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仅仅围绕权力本身研究官僚腐败，在权力的范围内分析权力，认为官僚腐败来源于绝对权力，但根本没有涉及权力运行的社会制度背景，没有涉及权力究竟掌握在什么样的阶级什么样的人手中等问题。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研究官僚腐败现象，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官僚腐败是与剥削制度相关的历史产物。通过研究古代、中世纪和资本主义时代官僚腐败现象的引致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官僚腐败现象与剥削制度决定的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及其官僚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官僚腐败来源于私有制，剥削制度是官僚腐败的根源，剥削阶级不可能消除官僚腐败。只有无产阶级通过改造社会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官僚腐败。

第一，封建剥削制度必然导致官僚腐败。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在封建社会的社会与国家关系尚未分离的情况下，封建政治的超经济强制全面控制社会的一切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表现为“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②。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可以看出，封建时代国家与社会的依附性关系是封建社会官僚腐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根源。因为封建皇权帝国制度是以皇帝为中心建立的，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受限制的权力，国家财产已经是皇帝与封建国王的私人财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家，国家即朕”，尽管封建皇帝穷奢极欲，但是其臣民根本不具有怀疑皇帝腐败行为的正当性。此外，马克思还认为，封建的国家统一体“必然表现为和人民隔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的特殊职能”③，因此任何手段都无法有效阻止统治阶级谋取私利的行为。封建时代的一些所谓廉政的道德楷模和“清官”，仅仅是维护封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已。

第二，君主制度下官僚腐败不可避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针对黑格尔关于君主制中“奉昭(第292节)担任一定官职的个人，以克尽职守为本人收入的来源(这是担任官职的条件)”、官吏“大公无私、奉公守法和敦厚成为一种习惯”的观点，马克思揭露君主制度中的官僚制使国家政治生活变成他们“贪污腐化的闹宴”，把社会变成他们“下流勾当的渊薮”，由于官僚们具有盲目服从、例行公事的习惯，因此决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是由有“教养”和“才干”的人组成。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关于普鲁士国家行政机构是“普遍利益”代表者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的行政官僚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闭关自守的集团”，具有超越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必然诱发官僚腐败。国家仅仅是官吏们运用的形式和工具，攫取私人利益或集团利益才是其内容和目的。马克思不仅指出，君主制度中的单个官僚具有腐败性，认为“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④，而且马克思还认为，君主制度的整个官僚机构具有腐败性，“既然官僚机构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所以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目的相冲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⑤。这种官僚腐败制度顽固地左右着每个官吏的行为，“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⑥。

第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是导致官僚腐败的根源。维护私有制需要官僚主义，当封建私有制演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时，官僚腐败的主角也由封建势力转变为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中，无论在技术层面采取什么手段，也无法根除官僚腐败。对此，恩格斯指出，历史上各社会均存在用来保护自己共同利益的特殊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权力，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也可以看到”⑦。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已经相当深刻地认识到议会官员们表现出来的官僚政治的腐败无能、昏庸不堪，以及对封建贵族和贵族土地占有制的奴颜婢膝。官僚占有国家权力，不过是为自己及其所属的利益集团攫取财富而已。

在马克思此后的著作中，这些观点得到进一步深化。比如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以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客——悌也尔为例，深入剖析了资产阶级政客是如何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的。马克思指出：“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好处的事情。悌也尔始终不忘的，只是他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的内阁首相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波尔多的时候，他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1869年在他的巴黎选民面前当作前景描绘出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⑧由此可见，不管在公众面前多么虔诚地表白自己是清廉的，资产阶级政客们终究只会利用国家权力发财致富。

第四，无产阶级政权机构中存在的官僚腐败，是与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剥削阶级统治所造成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散漫性、文化水平低等相联系的。不可否认，在无产阶级国家里依然存在官僚主义。在私有制及其影响没有得到彻底清理以前，绝对不能说无产阶级政权里没有官僚腐败。马克思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生活过，但是列宁有过领导无产阶级政权的经历。列宁明确指出：“在我们的人民委员部里，官僚主义还很严重”“工会里的官僚主义也并不少些”。⑨那么，这些官僚腐败是来源于无产阶级本质或者社会主义本性吗?对此列宁多次指出，归根到底，官僚腐败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官僚腐败的根源来自于资产阶级和小生产阶级。这里有两处典型例证：

一是在十月革命前夕所撰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对即将出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官僚腐败趋势进行预测，并对出现官僚现象的根源作了分析，认为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将产生的官僚腐败侵蚀无产阶级政权。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缚、限制、阉割和弄得残缺不全。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公职人员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环境的腐蚀(确切地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是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人的人物的趋势。”⑩

二是在1921年4月所撰的《论粮食税》中，列宁指出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正是为反对工人的(部分地也是为了反对农民的)革命运动而需要官僚机构”;另一方面是“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⑪就在此前一个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涣散性有联系”⑫的观点。在此后一个月，列宁又在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中，提出了“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主要是同俄国的文化水平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和贫困等后果有关的”⑬的判断。由此可见，列宁关于官僚腐败问题的看法是一以贯之的，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有关官僚腐败源于剥削制度的观点。

综上可知，马克思主义主张从社会根本制度而不是社会枝节问题入手展开对官僚腐败的分析，也就是将官僚腐败问题放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中进行分析。这些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消除官僚腐败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研究官僚腐败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官僚主义是剥削制度遗留下来的坏作风，认为“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⑭。江泽民则直接提出，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⑮。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展开，官僚腐败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滋长，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背离从社会根本制度层面分析官僚腐败问题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