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世界遗产的声音

198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一届全体会议首次将中国的故宫博物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含兵马俑坑）、敦煌莫高窟六处文化与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英国的巴斯城、哈德良长城也同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0年过去了，中国的世界遗产已经增加到49处，在世界遗产保护中所积累的经验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英国在将世界遗产融入大众生活、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

前不久，由国家文物局支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英国大全馆文化教育处主办、首都师范历史学院协办的“中英文化遗产高层论坛”在北大举行，中英双方的代表就世界遗产保护的众多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本期文化圆桌选择了四位代表的观点以飨读者。

——编者

文化遗产是共享资源

亚历山德拉·沃尔（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国际合作部部长）

我们为什么重视世界遗产，文化遗产为什么深具价值？在英格兰，主要有三个论点被用来倡导遗产价值。

第一个论点是工具化，遗产最重要的是作为行动工具的价值及实用性。讨论遗产的价值时，我们不仅应当考虑遗产的经济价值，同时还要考虑到其他的价值。谈及世界遗产的保护，国家无疑应该尽最大的职责，发挥最充分的作用，但2008年我们成功地发布了《保护准则》，确定了一些关键“原则”：文化遗产是一种共享资源，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参与到让历史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工作中。

2010年，与文化遗产建设相关的经济产出在41亿英镑左右；文化遗产旅游业为GDP直接贡献43亿英镑，在2010年创造11.3万个就业机会，在2011年创造13.4万个就业机会；在历史环境中投入的每1英镑，为当地地方经济额外贡献了1.6英镑。这些都显示了遗产对于英国经济的巨大价值。

第二个论点是文化遗产在可持续性发展中的作用，或者说文化作为可持续性发展第四大支柱的作用。

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一旦被破坏，即永远消失。在英格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规划体系中早已得到普遍的认同，但过去十年的发展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凸显。英格兰遗产委员会的成就之一，是使文化遗产被接受认可为可持续发展的第四大支柱。相关组织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能够传承国家认定或非认定遗产之重要性的“发展”，因此英格兰或许是唯一一个在其规划体系中以这种方式认可文化遗产的欧洲国家。

虽然没有人会否认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作用，但挑战在于确定它的位置以及确定它该如何被衡量。是交叉于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环境平衡这三大既有支柱的方式更为主流，还是它自成体系更好？

第三个关键的政策论点围绕着公众参与和福利。新的证据表明参与遗产相关活动、福利和健康之间具有积极的联系。在英格兰，大多数人认为包括世界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对当地社区至关重要，人们喜欢置身于各种历史场所，也有意愿在可能的情况下成为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

调查显示，在英格兰73%的成年人（以及69%的5至15岁儿童与青少年）去过至少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地，超过现场观看足球赛的人数；大约50万成年人规律性地在文化遗产机构担任志愿者；13%的成年人（700万人）曾向文化遗产行业进行捐赠。

英格兰的民众愿意为遗产付出时间和金钱，尽管这并没有明显可见的回报。此外，大多数被保护的遗产地归个人所有，他们承担了维护的费用和职责，而在英格兰，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税收减免或政府津贴。他们只是想证明，遗产是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戎卿文、张剑葳整理翻译，刊发时有删节。）

预防比保护更重要

冯乃恩（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故宫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主要是因为三个重要价值。第一个自然是它的古建筑群。从1402年起开始筹建，经过18年的建设，建成这样一个辉煌的古建筑群。从明到清经历了两个朝代，将近600年的历史，故宫成为中国传统古建筑的代表。第二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86万件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至清末民国甚至当代的文物藏品，它们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第三是基于建筑与藏品所表现出来的以明清两代宫廷历史为代表的中国皇家文化，以及中国的文化特性。

这样珍贵的遗产，我们如何对待它？在过去中国最传统的做法，像这样以古建筑为主体的对象，基本的工作就是等它坏了去修，我们这几十年所做的工作，基本都是在持续这样的内容，坏了修，修了再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近十几年来我们转变观念，希望能够通过预防性的保护，达到不让它坏，或者是延缓它损坏的速度，让当代人能够更好地享用文化遗产，这正是开展世界遗产监测工作希望达到的目的。

按照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实际情况，我们设定了十大监测对象，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遗产本体监测，包括文物建筑本体、馆藏文物、室外陈设、动植物；二是影响因素的监测，环境质量、基础设施、非文物建筑、安全防范以及观众动态监测；三是监测的管理工作和制度建设。

以十大监测对象的第六类观众动态为例。每年故宫游客数量持续在1500万以上，去年突破了1600万。世界上唯一的年参观人数超过千万人次以上的博物馆就是故宫，第二名是卢浮宫，大约是900万。观众来到故宫参观，对于古建筑地面、建筑本体等等的影响，一些不文明的参观行为对于我们文物建筑的破坏，都属于监测的范围。

监测最关键的基础性工作是信息的收集，然后是对信息进行评估、风险因素识别、保护管理和风险预防等综合多方面的工作，最终达到预防性保护的目标。

所有的工作并不是说一年搞一次或者半年搞一次，而是在监测工作过程当中根据需要进行相应的研究评估。2013年开始，每年都对故宫整个范围内的文物建筑进行相应的普查，形成年度的普查报告，为修缮计划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正在做一套故宫博物院的网格化管理系统，通过这套系统对文物建筑所有的信息进行实时的采集，包括文物本体的信息，包括管理的人员信息，包括位置信息，以及修缮方法、修缮状况的信息，都实时记录到这套系统当中，减少人为的干预。

然后，要进行遗产价值的损伤风险评估，包括损毁、丢失的风险，空间的变化，不当的修复和不当利用的变化，以及整个景观视线的影响评估。对故宫最大的影响来自于风灾和雷击，大风会造成古树被风刮倒，瓦片被风刮落。此外还有一些人为因素，一方面既来自于巨量的参观对古建筑的损坏，也有管理者在过去由于认识不足造成的穿墙打洞，以及一些偷盗行为的破坏等等，这些都在我们的风险监测范围之内。

观众动态监测方面，我们通过红外线的设置，在故宫的主要出入口都设置监控设施，实时掌握进入故宫、停留故宫、出入故宫观众的数量。根据监测的数据，可以实时进行观众流量的调整。当然网上的售检票系统可以起到观众动态监控的作用，现在都是电子化而且是实名制的。

故宫博物院的遗产监测工作自2008年开始启动，先开展需求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召开专家论证会。2010年开始进行实验性的监测工作。2012年，十大监测对象的监测工作开始逐一启动。到了去年，十大监测对象的监测工作已经可以实现自动监测。我们每年把十个对象的监测结果都汇总成中英文的《故宫博物院年度世界遗产监测报告》，上报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故宫文化遗产监测的平台建设，将监测纳入故宫遗产保护管理的工作体系。

文物保护需要全社会参与

励小捷（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

在中国的文化遗产领域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是最早成立的一个国家级的公益机构。当然，比起英国的王子基金会、英国国家信托这些“百年老店”来说，我们还是比较年轻的。尽管比较年轻，但同样把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开展有关的文物保护项目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

比如说我们正在开展一个位于英国北部的纽卡斯尔市圣约翰墓园的北洋水师水兵墓地修复项目。1887年当时清政府派了比较庞大的海军军队去纽卡斯尔市接中国政府定制的军舰，前后共两批。有5位年轻的水兵因为水土不服在异乡去世了，当时清政府在圣约翰墓园为他们购买了墓地。100多年过去了，5个水兵墓碑有的倒塌，有的断裂，情景比较凋敝。一些当地的华人和留学人士向我们反映了这个事情，基金会准备把这件事情承接起来。

据我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统计，全国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有76.7万多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4296处，国家级、省级和市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1万余处。这样庞大的文物资源，单靠政府来实施保护还是远远不够的，动员社会的力量和社会的资源，多方面地参与文物保护，可以让保护文物的工作更多一点、更好一点、更快一点。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开展了两大类项目，一类是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的项目，另一类就是我们策划开展的社会募集项目。我想重点介绍一下2016年基金会开展的一个公募项目——“保护长城加我一个”以及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委托给基金会的项目“拯救老屋行动”。

中国的万里长城和英国的哈德良长城，都是举世闻名的世界遗产。哈德良长城建于古罗马时期，中国的长城始建于春秋中期，前后陆续修建约2000余年。经过长城普查，最后历代长城总长度达到2100多公里。中国长城跨越了多地貌、多行政省份，保护管理工作十分复杂，需要多方参与。2016年9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腾讯公益基金会合作发起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为主题的长城保护的公募项目，选定两段长城进行保护，一是河北省承德的喜峰口长城，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在这里发生过激战，著名的“大刀队”“大刀进行曲”都是在这场战斗中扬名的。还有北京怀柔的箭扣长城，是地势最险要，也是形制景观最好看的一段。两段长城的修复，仍然按照中国文物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要求进行，怎么修还是由有专业资质的队伍来进行，我们主要负责募捐。

2014年国家文物局、财政部、住建部等四部委发起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前后确定了4批共4100多处村落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国家文物局还在4000多个村里选定了270个给予重点项目和重点资金的扶持。但在传统村落当中，80%的文物建筑是私人产权，世代居住在老屋里的农民，他们对老屋充满了感情，但是他们的生活又比较拮据，拿不出钱修百年老屋。财政的钱由于是公共性质，不能直接补给私人产权的建筑。在这种情况下，基金会策划了“拯救老屋行动”，国家财政部和文物局拨出专项资金委托并支持我们来推进老屋的修缮。

我们选择一到两个县来推进，基本上抓三个环节：第一，坚持村民自愿申报。老房子是村民的，他们有这个意愿，申报了，我们才给修，不搞过去那种一切政府包办、“牛不喝水强按头”的行为；第二，基金会的钱只补贴维修费用的50%，另外50%由产权人、当地村委会和政府筹集；第三，由专业技术相对过硬的团队——浙江古建院（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全程跟踪确定技术导则，每个老屋的修缮预算都委托浙江古建院评估。整体下来，维修的费用是每平方米1000到1200元人民币，基金会出500元。这样的话，到今年年底计划在浙江可以修180栋老房子，总体需要240栋，已经修了40栋，再修180栋就基本上可以实现整体推进的目标。

在修缮老屋的同时，第一，我们提高了农民的居住质量，老房子以前都是没有卫生间的，我们修的每一个房子都会找到合适的位置建一个卫生间，同时房顶加了防雨层，增加了采光；第二，我们注意带动当地相关产业，许多民宿发展起来了；第三，我们还注意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最后，还为当地培养了工匠队伍，木作、瓦作、夯土等工艺得以传承，既使得“修旧如旧”的原则得到保证，又控制了工程造价。

“文物保护社会参与，保护成果全民共享”，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像园艺师一样管理世界遗产

托尼·克劳奇（巴斯和东北萨默塞特委员会）

1987年，巴斯这座英国城市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和中国的长城、故宫、颐和园等是同一年。在很多的欧洲城市，它的市政大厅、纪念碑或者其他古迹常常被登录为世界遗产，巴斯城的独特之处在于整个城市都被认定为世界遗产，这是很罕见的。

为什么巴斯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然首先有非常古老的罗马遗址，其次还有18世纪的城市建筑，此外它还被认为整个城市实现了自然景观和人文建筑的和谐统一。

在这座城市里，既有公元1世纪的温泉浴场，也有21世纪的温泉浴场，这些文化传统经历2000年依然能够保留下来，如今的人们和2000年前的人们依然做着同样的事情。

关于游客，以罗马浴场为例，40%的游客来自于海外。在2016年，说普通话（汉语）的游客人数首次超过10万。城里还有很多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大多数属于国家，只有少数是私人所有的。部分博物馆每年接纳游客数高达100万，已成为英国排名前十的旅游景点。按照中国的标准，100万人次不是很多，但在英国来讲已经很可观了。我们希望提高门票价格，限制更多的人进入，同时也能保障游客进行充分的参观。

此外，这些遗产点还会向当地社群开放，居民持有“探索卡”就可以免费参观，目前“探索卡”已经超过了两万张。另外，我们要保证文化机构的便利性，罗马浴场90%的地方都能够使用轮椅，残疾人可以自如参观。

旅游业对于当地经济贡献非常大，提供了1万个工作机会。而且，有13家主要的博物馆极大地依赖志愿者的援助，如果没有志愿者的参与，这些博物馆几乎无法正常运转。

回到巴斯的历史，罗马人离开之后，城镇一度衰落。18世纪时，巴斯开始以一种更加创新的方式来进行城市建设。比如说中产阶级的财富在不断增加，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因此开始搬迁到城外，使得这个城市整体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这是一种非常创新的方式，它能够保障人们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同时能够保护古城镇。有一些古建筑依然在发挥使用功能，它们的房价很高，其中有5000座建筑被登录在册，是作为文物进行保护的。

尽管当地政府独立地在保护方面起主导作用，但是巴斯世界遗产地也建立了一个指导小组，除了政府机构之外，还包括国家遗产保护机构，如英格兰遗产委员会、英国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家信托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教育机构和当地社团都积极地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当中。不同机构的兴趣、利益、出发点都不一样，但是这样一个机制能够让不同的机构之间交流意见、互相沟通，加强合作，建立联系。

2001年我们成立了巴斯和东北萨默塞特委员会，它是一个独立的、非政治的团体，可以不受政府等外界因素影响，能够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我们知道变化是永恒的，地方政府要对一些私有的房屋进行控制。私人要对房屋进行改造时，需要得到国家的许可。目前委员会出台了很多规划政策和文件，但还是存在一些争议。所以遗产管理不能只依靠专家们的建议做出决定，也需要全民的智慧与参与。

持续的管理非常重要。社会在不断变化，我们需要不断地发展对于世界遗产的管理方法，不能奢望一劳永逸。我们希望城市能像一个管理得不错的花园，大家走进去就可以尽情享受。我们的工作就是做一个优秀的园艺师，去管理、保护世界遗产，避免它杂草丛生。

（王思渝、刘洋整理翻译，刊登时有删节。）

制图：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