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 | 全球90%银耳产自这个县城，他们却说“种银耳比看孩子难”

44岁的郑仁江坐在我右边，滔滔不绝地讲着家里爷孙三代种银耳的故事。他说，五六十年来，银耳都是古田人很重要的收入来源。

对我们来说，银耳并不陌生，有“菌中之冠”的美称。银耳营养价值高，也在被越来越多年轻人关注。不过，鲜少有人知道，市面上大多数银耳产自闽东的一个小县城——古田县。

古田县城不大，开车半小时能转一圈，常住人口32万，被誉为“中国食用菌之都”，全球90%银耳产自这里，与此同时，食用菌年产值达60多亿元，农民70%收入靠食用菌。银耳就像一朵朵“有钱花”，成为当地人摆脱贫困、鼓起钱包、走向富裕的支点。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像古田这样的县城有很多，它们往往凭借一种土特产，延伸出一条产业链，开辟出乡村振兴之路。

这是一条从高速直接上山的路，也是农产品下山的路。

从上山开始，一辆辆货车就从我们身边驶过。郑仁江指着窗外对我说，那是拉菌棒上山的，这是拉废菌棒下山的，这一车车拉的都是银耳……一时间，我和银耳的距离越来越近。

古田7月的天气很善变，一会出太阳，一会下雨，一会太阳雨，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南北方天气的差异。古田处在福建省中部偏东北方，闽江和鳌江在这里穿过，地表溪流密布，福建第一大人工淡水湖翠屏湖就在这里。热带季风气候为当地带来全年充沛的雨量和温和的气候。

银耳喜阴不喜热。此时正是山下银耳种植“淡季”，但高山上却格外适合。山路盘旋向上，我见到了翠屏湖的一角，青山绿水中，隐约能看到远处的菇棚。也正是这一片巨大的水域，成就了银耳种植的高地。

郑仁江指着那片湖跟我说，以前这里是古田老城，爷爷那一辈就生活在这里。他们一家三代种银耳，爷爷属于“水库移民”。这段历史我来之前也做了功课。

1958年，国家在古田兴建了新中国第一座地下水电站——古田溪水电站。水电站的水库区域就是古田旧址。为支持国家建设，老一辈古田人搬离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说起老一辈的往事，黄忠生和郑仁江油然地带有一种自豪感。

搬离后，面对新县城耕地少的局面，古田人把目光转向山林。有人说，古田人在隋大业年间（公元609年）就有人从事香菇种植，这一传统在搬离后被发扬光大。

翠屏湖水域面积37.1平方公里，蓄水量6.41亿立方米，有着丰富的水汽，回馈给古田人种银耳的好环境。上世纪60年代，勤劳智慧的古田人开始人工培育银耳，村民们建起一座座菇棚，那时还是家庭小作坊形式采用段木培育，也就是把树木砍成段接入菌种，再放入菇棚中，3到7个月漫长的生长期，每立方米木材仅产银耳干品450克左右。

传统种植手法耗时长、成本高、产量低，还带来菌林冲突。爱钻研的古田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又探索出玻璃瓶栽技术，实现瓶内种耳、瓶外“开花”的神奇突破，生产周期缩短150天，产量提升20倍。

“爷爷就在家里的一小间棚里种，一次300朵左右。”郑仁江说道。

后来，古田人又研制出袋栽银耳技术，用塑料薄膜袋代替瓶子，灭菌后再打孔接种，卧式排架方式出耳，每袋可种3-5朵，免除洗瓶等工序，菌农们轻松了许多。1983年，古田开始引入棉籽壳作为培养料，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郑仁江七八岁那年，家里种了两三百个菌棒的银耳，父亲去田里干活时，留下母亲在家带着两兄弟看护银耳，因忘调温度差点导致银耳坏掉，父亲回来后决定提前收割，最后还赚了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台落地风扇，至今还在用。

银耳解决了一家人的温饱，也给童年的郑仁江留下了对银耳的认知。不过长大后，他却觉得村子里太封闭，没有公路，原料进不去，还要用肩膀挑着银耳去城里卖。这些客观因素的束缚，让20岁的他选择逃离家乡，跑到外面去打工。

后来，古田的路越建越宽，也越修越远，他很快回家接管了菇棚，开始批量种植，从最早的12个棚到如今的100多个，他成了生产带头人，后来还专门组建了江悦果蔬专业合作社。

在路上，他们反复提醒我，菇棚里很热，可能会受不了。

其实菇棚在海拔1200米左右的山上，比山下凉爽得多，进入菇棚后，体感会更阴凉，只是待久了会闷热，脸上和额头上会不断渗出汗珠。不过，相比于第一次看到“活”银耳的兴奋，闷热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菇棚里，白花花一片，很好看。每个菌棒上都长着三朵银耳，水灵灵的，绽开细密的花叶，像牡丹花，又像北方刚出锅的大馒头，摸起来“Q弹”，用力抓也没有破，一松手瞬间恢复原样，手上还留有黏黏的胶质。

“银耳从菌棒中长出来用时45天，看起来很短，但照顾起来比看孩子还难！”山上的种植户张大哥告诉我，前10天，他们主要工作是把温度控制在21-25摄氏度，让菌种走菌丝，到18天左右，“银耳宝宝”出生，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战场”。

菌农们要打起精神、24小时备战，调整温度、湿度，如果不合适就会导致银耳生病，乃至交叉感染，一茬就会全“菌”覆没。

“晚上要起来巡视，头上戴着灯看雾气浓度。”张大哥是江悦果蔬专业合作社社员，和妻子管理着41个菇棚。

眼下，13个菇棚的银耳已成熟，将在第二天采摘，28个棚刚种下银耳10天。我有点庆幸：“还好没在18天后来，不然真学不会”。

银耳对生长环境要求高，离不开人，也因此，这个产业的智能化管理步伐没那么快。在当地人看来，这需要他们和大自然培养出一种默契，还要读懂银耳没有说出的需求。他们把银耳当孩子一样管护，用经验、感官、认知做判断，闷了就通风换气，叶片湿度不够就降温、加湿。

为种好银耳，张大哥他们一家在2015年就搬到了山上，除了孩子高考时下山，一住就是好几年。没来前，我以为山上的住宿条件很苦，没想到他们直接在这盖了房。

他们所管理的菇棚，被称为第二代菇棚，使用轻薄材质，并制作多个透风口。每个菇棚门口都缀着几条绳，一头拴着菇棚顶部和门框顶部的通风口，一头拴着土包和水瓶，只要拉动土包和水瓶，就能调节透风口的大小。

体验的第一天，我参观了菇棚和周围环境，学习了如何种银耳。种植时，只需将菌种植入菌棒中，再摆放到架子上，这些架子能很好地让菌棒透风。第二天，我将正式开始采摘银耳。

早上7点多，翁时仲开了一辆皮卡拉我上了山。他是郑仁江和黄忠生的合伙人。

抵达时，拉货的卡车停在菇棚外，农户们已开始采摘。我发现，采摘银耳是件简单的活儿，只要轻轻将一整颗银耳摘下，按顺序放入框中即可。不过，反反复复弯腰、起身，对腰不是很友好，时间久了还会感到枯燥，也理解了菇棚里为什么总是放着很嗨的音乐。

中午，种植户大姐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采摘员、货车司机都有份。饭桌上，张大哥回忆起30来年种银耳的事很感慨，“早期有很多糟心事，有时银耳被菇贩子压价，不赶紧卖就会烂掉，非常被动；加入合作社后，合作社保证每年都会收走，给打底保障，很安心。”

这样的故事让我想起来前年的热门爆剧《山海情》，一个产业的健康发展，只有种植户的辛劳还不够，更需要全产业链条上下游的协同和联动。

张大哥告诉我，这半年已有四五十万纯收入，今年行情好的话，到年底或能收入百万。那一刻，我想留下来种银耳的心愿达到了顶峰。张大哥说，不是谁都能种成功，需要耐心和探索精神。很多人的种植技术是积累下来的，知道选择什么菌种，菌棒要怎样配比，甚至买好再去加工厂加工。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标准，但没标准才是最难的。

走在菇棚里，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清香，我忍不住用力吸了几口，加快了手中摘银耳的速度。银耳采摘完，废菌棒会卖给山下烘干厂，用作烘干银耳的燃料。循环往复、不留残渣，“靠天吃饭”的栽培模式，也让古田人更尊重自然规律。

体验结束，翁时仲带我从原路下山，我有了更多时间去观察这条老路。

这条路穿过很多村子，能看到半山腰生活的村民，也能看到在山上采摘水蜜桃的村民。山泉水汩汩而下，滋润着漫山遍野的菌菇和瓜果。

翁时仲说，围绕着翠屏湖，冬天在山下种银耳，夏天在山上种银耳。山下不种银耳时，芙蓉李、油奈李、水蜜桃等水果正好上市，农户们一年四季都有得忙、有收成。

这条路上，来来往往有一些卡车，也有私家车和骑摩托的农户，两车迎面相遇，司机都默契地减速。下山时，我们去了一趟烘干厂，正在烘干和已经烘干的银耳，即将运往全国各地或放入冷库存储。

我们刚采摘的那批银耳，会先将银耳底部根蒂黑色部分切除，再经过清洗、粉碎、高温灭菌蒸煮、铺平、烘干等流程，然后包装制作成可冲泡即食的产品。

如今的古田，围绕银耳已形成一套产业链，包括菌种培育、代料生产、菌棒生产、种植、采摘、烘干、粗或精深加工各环节，也因此让银耳产量保持高位。

古田食用菌批发市场内，大批菌菇已装好包，等着它的食客。批发市场周边，还有很多经销商门店，来自云南、黑龙江等地的菌菇甚至都在这里集散。

“有银耳的地方就有古田人。”在古田，我听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这些年来，古田人把银耳种植技术带到了很多地方，也把银耳销售到了全国乃至海外，让这个曾经的高端营养品，走向了寻常百姓家。

下山后，郑仁江和黄忠生就和我告别了，他们马上要和抖音电商“山货上头条”团队，一同深度调研当地食用菌产业市场。他们对这次洽谈很期待。古田银耳的好，他们想让更多人知道。在更高效的产销对接、更深刻的消费认知打造方面，通过电商平台、直播等方式是大势所趋。通过数字化手段，激发乡村数字经济的新活力，也是继续加大农产品上行的又一条出路。

作为带头人，郑仁江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后，建立起“农户+合作社+公司”模式。他们通过合作社联合村民种银耳，统一加工、销售，社员参与分红。后来又建立起精深加工能力，比如银耳羹、即食银耳等。

最初他们主要进行线下商超等销售，但是账期较长，3个月至1年不等才能拿到回款。他们逐步开始试水线上销售，最早尝试过拍摄短视频，入驻电商平台，后来又开始试水全域兴趣电商达播供应链合作，也就是为抖音电商里的达人供货。今年上半年，他们在抖音电商已售出60万单银耳产品，这样产区直连消费者的方式，打通了更多的销售链路。

郑仁江有个朴素的心愿，他说，农民需要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稳定增收。这句话我想了很久，脑海中闪过一些画面，张大哥在说起被菇贩子压价时的表情，也想到小时候老家种蔬菜被坑的事。

走的那天，我独自去食用菌博物馆转了一圈，我很惊讶这里竟专门为菌菇建了一座博物馆。很显然，银耳对古田来说，不仅是一种营生，也是精神里的文化。这种文化是有吸引力的。

我想起黄忠生说，他十年前结束外地工作，乘坐大巴回到了家乡，加入到银耳生意中，也是20多岁，至今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年轻人总是期待出去闯闯，但如果哪一天想回到家乡，还要看家乡是否回得去、留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