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网评】剽窃者戒

陈恭民

十多年前，笔者的一篇散文在省报和地级报的副刊同日刊出。前些日子，与友人结伴到富春溪畔的森林公园游玩，那里的樟树林参天蔽日，如威风凛凛的将士守护着人类的家园。

我跟朋友炫耀写过赞美樟树的小文章，并拿出手机上网搜索，结果让朋友大失所望，让自己大为惊讶，该文登在一家首都大报上，2000多字的文章一字未动，但署名却不是敝人。

“这样的窃贼也太猖獗了吧，投诉他！”大家义愤填膺。我笑说，没什么，从某种意义上看，还要感谢那个人，是他（或她）在帮扩拙作的传播力、影响力。

“你这么看，表面是大度，其实是纵容剽窃者”朋友纷纷反对我的态度与作法。后来，我也跟相关部门温婉地反映过，但石沉大海，未有回音。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剽窃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只因古今中外的著作汗牛充栋，抄袭者采取改头换面或移花接木等手段是极难被抓到的，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靠人力甄别打假若大海捞针，除非大段大段或通篇剽窃。现如今，网络云计算像照妖镜似的，只要有人检举，轻敲键盘、指点屏幕，偷鸡摸狗之徒决定无所遁形。

即便如此，学术造假依旧如麻如粟，而且很多是学士、硕士、博士，其中还不乏大教授、大学者、科学家等社会名流。

人们很难将社会名流与盗贼连在一起，殊不知剽窃就是小偷、贼寇。平日里，你不可能看到博士、教授到超市偷东西，可能性微乎其微，一旦被抓个现行，百口难辩，脸往那儿挂？可是抄袭人家的著作就不一样了，那些名流大腕大有“窍书不为偷”的侥幸心理，一旦东窗事发，要么狡辩蒙混过关，要么干脆不认帐。

也许您会问，著作权法都颂布好多年，作者维权有法可依，缘何因剽窃事件对簿公堂的官司案件却少之又少？除了打官司异常麻烦之外，谁能保证自己的屁股总是干净的？鉴于此，有良心的学者呼吁：“应该从国家的层面上建立学术诚信体系，让造假之徒一次剽窃，处处受限”。

前些年，某地有一文学青年十分活跃，经常在报纸副刊上看到他的游记随笔。从他的大作可知，作者系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却有机会周游全国名山大川，而且有时一个月就玩了七八处，好生羡慕。后来，某编辑告诉我，那人的所有作品都是抄袭的，亦无穿靴戴帽，加以粉饰，剽窃手段也并不高明，几乎是从县级报纸和网站“拿来”，所以不容易被发觉。

剽窃的目的非常简单，一为名，二为利。可是一朝被逮个正着，名利皆丢，斯文扫地。就像上述那名“文艺青年”，未出事前风光无限，如今在报纸和网站上再也难觅其踪迹。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这么一段话：“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 著作权法正式施行不过近十来年的事，而中国的古人早就注意到学者文人“不可剽窃”这个规矩。《弟子规》更是告诫世人：“有余力，则学文”。毕竟，做人是第一位的，做文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