锣声响彻 大戏开演

作家名片： 甘代寿，笔名禾源，中国作协会员，宁德市作协副主席，最近出版长篇小说《锣声》。之前在《文艺报》《散文》《读者》《福建文学》《经典美文》《广州文艺》《湖南文学》等文学重点期刊发表作品近百万字。著有中篇小说集《稻草垛上的女人》、散文集《留在村中的雨》等五部作品。获过孙犁散文奖，首届“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言子文学奖，福建省第六届百花文艺奖，福建省第30届优秀文学作品榜暨第12届“陈明玉文学榜”上榜，第八届冰心文学奖。

宁德网消息（记者 徐龙近）

一部小说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前不久，作家禾源的长篇小说《锣声》出版，小说以“四平戏”传承为线索，演绎一个小乡村几代人与四平戏的关联和命运，以及之间的矛盾冲突，恩怨纠葛。本报记者就小说创作、出版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采访了禾源。

记者：写一篇文章，或因感动、或因感悟、或因表达等缘由而抒写，而写一部长篇小说，该不至于这么简单，《锣声》是因使命，还是因为某种机缘的契合而孕育呢？

禾源：是这样，写小说不凭灵感，其写作动因确实是某种的契合，这种契合的元素很多。我写长篇小说《锣声》，首先是在现实中遇到我心中觉得可成就小说的题材。2009年，我因工作关系，一直在古老剧种四平戏传承较好的屏南县龙潭村开展整理和挖掘工作，走访了村里许多艺人，了解到艺术的传承与他们的繁衍生息息息相关，这一点与我对乡村文化绵长之根的认识相一致。我认为，能在乡村长久传下来的文化最根本的原因，一是解决温饱问题，二是解决繁衍后代问题。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与这两件事有关。龙潭村陈姓因为学成了四平戏，秋收过后学戏出村，赚钱回村，又购买田产，慢慢家大业大，成了这个村的大姓。其次乡村的矛盾无时不在，同一个宗族，或者同胞兄弟，他们一样都有矛盾，宗族关系理顺 、亲情维系，正与小说中要体现的冲突、和平、再冲突也有着许多契合点，对小说创作大有帮助。再次是时代命运的契合，清末到民国，可以说是中国统治阶层与民间追求民主、革新思想冲突最为严重的时期，且在这个时期中国又饱受外来侵略，同时代表广大百姓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成了许多人的有力靠山。这个大时代的背景，能够展示乡村变革与乡村人的命运改变。基于这些契合，我便选择了这个题材来成就长篇小说《锣声》的创作，并定下两条线交叉进行，一条是古老剧种四平戏的传承，一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中屏南红色基因的传播。两条线交集进行写下闽东北这块青土地上的一部乡村剧。

记者：《锣声》的题材选择，我看还是传统题材，为什么会在全国2015年“中国作家定点生活创作项目”中被选中？我知道很多作家选的题材就是当前比较热点的主题。

禾源：能被“中国作家定点生活创作项目”选上，我感到高兴与意外，也很庆幸，如同一阵风吹过梨树，突然掉下一个梨。省作家协会选上我这个创作课题时，我还在乡下采风，让我迅速赶回，要寄纸质档的申报表，说是全省选十部向中作协报，后中作协批了三部。我的选题能入选，我想可能有这两个方面因素，一是“四平戏”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濒临消失的剧种，保护好这一文化遗产有一定的意义。二是屏南是一个红旗不倒县，我在创作提纲中有列举出屏南的红色基因，有许多光荣的历史，新四军六团在屏南集结北上抗日，这对红色基因传承也有着重要意义。小说完稿后，我用了一年时间修改，投稿各个出版社，许多出版社都看好选题，但到了最后市场部的市场评估，说其中很多地方语言，地方文化元素，怕局限性大又被否定。后来只能走联合出版的路子。但我还是下了决心出版，就当作是对生我养我的青土地的一份献礼，也对自己的创作、中作协选定的项目一个交待。

记者：你在小说投稿送审过程中，既然有人指出地方语言、地方文化等元素会带来阅读障碍问题，为什么在改稿时没把它改了，去争取市场？

禾源：这个问题，我确实想过，但我觉得闽东北这块青土地的文化基因，有几大优势，一则这块土地是中原文化的绿色宝库，黄土地上的许多文化流入闽东北这块土地后，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二则青土地生活相对安逸，有人说是一块饿不死人的土地，也没有大的战事影响，文化传承相对完好，就如四平戏唱腔，就保留唐朝时期的官话。这样的文化元素催生出我小说的语言，就有着许多传统文化的元素，能与小说所表现的时代契合。三则民俗民风中的语言是有根性的，就如歌谣、俚话、俗话，若一改味道全失。四则立足青土地，我不管是写散文，还是写小说，非常讲究自己的叙述方式。我想作者总想留下一些自己的风格，这或许是一种顽固。

记者：我读了之后，确实感觉地方性的特点很明显，不论民俗风情，还是语言特色等，都有很强的地域性。但读者一旦用心读下去，这些地域特色与其说是局限性，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如说是这部小说的独特性。小说最重要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你在这方面是不是做了很大的艺术加工？

禾源：我也知道小说要有个性鲜明的人物，要有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我在创作中，没有像戏剧一样，让人物化妆上场，一上场就忠、奸、善、恶分得一清二楚。小说是一部风情史，人物就是小说情景中活生生的人物，每个人身上都是多元性质的结合体，不能让他们概念式的人物出场。例如小说中的三个清末遗老，代表三个姓氏，是一个个平常人。我想小说中的人物，不是给一个人披上一件件服装，而是要剥皮剔肉，见骨见性。三个遗老，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在乡村中所演的角色不同，担当的责任不同，他们所站的立场不同，又因时代所赋予他们的使命不同，让他们成了不同形象的代表。陈立豪因为当保长，平常人而有了强势之骨之性。周砚田因为二孩子在国民党军队当团长，大儿子在国民党政府当小吏，他有官府庇护的优势，敢于出面主持公道，他就有了公道之品行。傅虎是没落的家族，虽说为人侠义，可大势已去只能自保，就自然表现出随和与外圆内方。说是艺术加工，实则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小说中的新生代，也就是小说中的邦溪，他本是保长的亲侄子，又是第二任保长的堂弟，而他选择了参加革命，是因为其伯父强行侵占了他家老屋与果园地，他无力捍卫自己家的主权，在寻求靠山中，找到了革命队伍，最初的动机也只是想捍卫主权。后面成了有理想的新一代，那是在革命中获得了支持的结果。我没有刻意拔高，依然以有血有肉的常人来写，写他人性中的正气与智慧。就如在争夺戏班的班头，也就是小说中说的“布袋”之位，他用了心机与智慧，也写他情感世界的丰富。例如他爱过村里的一个小婶子，写他对秋红也有过想法，这些人性中的天性就让他自然滋生与自然泯灭。就是周砚田大家觉得是一个正面人物，但我依然写出他为了想能演戏与戏师傅女儿发生恋情，且终爱一生，而让家里的门当户对娶来的结发妻子，过着悲凉的生活。

在人物形象塑造中，我本着人性体现，在生存繁衍的大规则里，让人物活起来。

记者：小说中有一个小人物俸康，被村里人称作粪坑，虽说在书中无足轻重，但我觉得小说中有了这一人物，增添了幽默感，文化承载力也更强了，很多歌谣、玄机等都是从他身上折射而出，你是如何看待这个人物的塑造。

禾源：乡村在我感觉中有些沉重单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耕作为了生存，晚上耕作为了生养，仿佛日子过得有些乏味。实际上生活在乡村中，不难发现总有个别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少了许多责任与担当，他过得相当逍遥自在，这样的人物往往以乐淘忧，会讲许多段子，会唱许多歌谣，村里人也喜欢取乐于这类人，这类人物会打破乡村沉闷的生活。他可以玩世不恭，敢调侃任何人，是村中的活宝。村里许多不入流的文化确实就在他们身上传承。《锣声》中还有一个可爱的小人物，那便是媒婆，这些小人物在村庄不可或缺，乡村中有了他们，仿佛会给村庄沉重单调的生活添油加醋，洒上味精。

记者：你对小说中村民们求神、择日等等这些民俗是怎么理解的？

禾源：我觉得乡村是在无序中讲秩序，是在自然中讲和谐。乡村的生活，在生存与繁衍的大主题下，人们以家为中心，炊烟接天宇，关门居平安，他们为了守这个家，敬神而为借神力庇护平安，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乡村人连酿酒也要择吉日，是因为他们知道吉日就能应天时地利，也就是遵循客观规律办事。人们在人力不可解决时，就有了幻想，那就是神灵。他们敬天敬地敬神灵，这是一种畏惧的结果，通过祈祷想获得一种超人的启示，这是人性中的一种浪漫主义情怀。

记者：今后还写长篇吗？

禾源：这个问题我有思考过，从身体上说还能创作，从创作技巧上说，还得学习。还是以散文创作为主，遇到契合点，创作些中、短篇小说，让自己学会小说创作技巧，成熟之后，有心力的话再创作长篇。

作家诗音在读《锣声》后，写了一篇的读后感《锣声响彻》，文中写道：“锣在乡间，是喜庆，欢腾；也是预告，警示，驱赶邪魅。有了锣声，不论低音锣、中音锣、高音锣；还是单面锣、组合锣，村庄从此不再沉寂荒凉。《锣声》的出版，是作家禾源在散文和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水到渠成，也像一出开场锣，拉开了他个人长篇小说创作的序幕。锣声已经响起，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为他后面的精彩大戏鸣锣开道。”

就以此作为本次采访的结束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