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者也丨许陈颖：汤养宗诗歌的文本创新及诗意抵达

汤养宗是当代汉语诗坛中葆有持久文本创新力和语言创造力的诗人之一。四十多年来，他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向世界先进理论学习，建构了以叙述句为主的、开阔复杂的诗歌话语体系。简约且丰富的话语组合方式不仅革除了高言大志的抒情积习，也成为诗人逼近存在真相的有效方式，极大地开拓了诗歌的写作空间。

林庚先生说：“正是因为走了抒情的道路，中国才成其为诗的国度。”抒情，无疑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特征。深情必然婉致，叙述性诗歌语言如何才能做到“情尽于辞”，而不是“辞溢于情”呢？汤养宗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资源。他把古典“互文”融入现代口语叙事诗，使得现代诗的抒情有了更为坚实的质地。如“从无中生有的有/到装得满满的无”（《光阴谣》），“深也十多年，浅也十多年/我在外头，父母在里头”（《清明余语》）。诗歌中互文修辞的使用，赋予文本流动的语感，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效果。他还复活了古典“白描”手法，即简洁传神的语言形态，比如“春日宽大，风轻，草绿，日头香/草木欣荣，衣冠楚楚”“桃李不言，下自有手。迟早落果，再聚首”。这些白描句式鲜明有力、参差错落，在节奏的控制中推动主体情感的变化。

传统文化的现代激活，不仅是对优秀资源的借鉴，同时还需要创造性精神的融入与综合技术能力的培养，才能使诗歌获得当下的可读性与历史感。汤养宗在扎根传统文化的同时，坚持向西方现代理性逻辑和语言理论汲取养料，敏锐地把握时代的审美转变，突破主体抒情的风格与视角。他说“叙述依然是在抒情，但这不是高高在上的抒情，而是文字与阅读之间的平等交换，把才情的另一头托付给阅读，使阅读成为第二次创造。”

诗人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拒绝悬空式的情感抒发，以鲜活、传神的口语叙述构筑诗歌坚实的细节肉身，为阅读者提供了细致、可靠的情感元素，将读者从遮蔽的状态中“唤起”。在《寄往天堂的11封家书》《我是人间一件遗物》《寄母亲》《往父母坟地的路上》《平安夜》《有些词对我没有威胁》等一系列悼念父母的作品中，诗人不再直接抒发强烈情感，而是借助戏剧化、情境化、白描等艺术手段的介入，以叙述语言营造诗歌肌理间的情感表现张力，使这个屡见不鲜的古老题材焕发出新鲜的、动人的力量。另一方面，面对众语喧哗的审美语境，诗人意识到单一、线性的文本表达无法涵盖复杂、丰富的个体情感，从而转向多维文本写作。比如《断字碑》：

雷公竹是往上看的，它有节序，梯子，胶水甚至生长的刀斧

穿山甲是往下看的，有地图，暗室，用秘密的呓语带大孩子

相思豆是往远看的，克制，操守，把光阴当成红糖裹在怀中

绿毛龟是往近看的，远方太远，老去太累，去死，还是不死

枇杷树是往甜看的，伟大的庸见就是结果，要膨胀，总以为自己是好口粮

丢魂鸟是往苦看的，活着也象死过一回，哭丧着脸，仿佛是废弃的飞行器

白飞蛾是往光看的，生来冲动，不商量，烧焦便是最好的味道

我往黑看，所以我更沉溺，真正的暗无天日，连飞蛾的快乐死也没有

诗人以“看”为联结点，把雷公竹、穿山甲、相思豆、绿毛龟、枇杷树、丢魂鸟、白飞蛾等七类毫无关联的意象与“我”并存，代表了生存体验的不同视角。上与下，远与近，甜和苦，光与暗，指向生存范畴内斑驳复杂的疼痛。相悖向度上的四组对抗形成诗歌张力，平衡了关于存在真相的复杂争议。正如诗人所说的“这是一种具有分裂性质的写作，它催发了事物内在隐秘性的多向度呈现”。

探寻存在的真相是古往今来永不枯竭的话题。汤养宗的诗歌不仅抒发个体生存的复杂情感，同时也指向人类生存的现状。“我父亲说草是除不完的/他在地里锄了一辈子草/他死后/草又在他的坟头长了出来。”诗人在《父亲与草》中以西西弗式的徒劳无功，强调了人类生存的荒谬感。应该如何面对这种生存现状成为汤养宗诗歌中很重要的命题。在长诗《举人》中诗人说：“天下没有不可公开的地址，哪里都是一堆/残羹冷炙”，但是“不死的依旧是我们身上的艳骨”。他强调个体的抗争，追求在对抗中所展示的生命光辉；但在《光阴谣》中，诗人面对“竹篮打水”已经“心安理得”，“我反复享用着自己的从容不迫。还认下/活着就是漏洞百出。”“顺从”“欣然领命” 等词语的出现，暗示着诗人对生存现状的承认与超越，从而获得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12月的新华网上，诗人对《光阴谣》的最后一句进行修改，“从打死也不信，到现在，不服不行”， 替换了原来的“从得曾从未有，到现在，不弃不放”。生存以它必然会带来的忧虑和苦难证明了它的不可超越性。作为“人间”的在场者，诗人以包容的姿态不断追求诗歌新质，在持续向内挖掘和追问的过程中获得感受世界的丰满，实现了自我与世界在更高层面上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