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之光｜李尧卿，一个不该被宁德人遗忘的知县

　　2024年12月8日下午，笔者朋友王君守铭从广州发来微信，此时他正与一位姓李的老先生在一起吃饭，李老先生聊起他的祖上李尧卿，曾任宁德知县，由于守铭兄为寿宁人，因此想了解宁德是否有与他祖上相关的历史遗存。令人遗憾的是，除了地方志中的记载，已经找不到任何遗物，就连李尧卿这个名字对大部分人来说也是陌生的。

　　回想2022年2月，笔者在《老福宁》发表了《林时芳,一个人和一座城的故事》，在查找林时芳资料的时候，发现他的前一任知县李尧卿资料更多，而且事迹更感人，当时着手准备写一篇关于李尧卿的文章，还特地让小姨夫从深圳跑到广州李尧卿家乡，拍回来几张照片。诸多因素影响，一直没有动笔，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即将过去三年时间，或许是李公在天有灵，通过后人点拨提醒，使笔者重新动笔，翻阅史料，反复揣摩，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

民国《水门李氏族谱》中的李尧卿画像（李肇伦、李肇琪提供）

　　李尧卿，字唐凭，别号太华（一作泰华，太泰通假）。广东广州府番禺县隔山村（今广东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水门村）人。自幼好学，卓荦有大志，事父母以孝闻。执亲之丧，悲痛到七天不进水浆，守孝三年丧服不离身。当时的广东提学副使魏校对他非常器重，也就在这一时期李尧卿考取了秀才。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八月，李尧卿登乡试伦文榜举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授宁德知县。

　　初入仕途的李尧卿，就好比当年陆游初任宁德主簿，锋芒乍露，壮志满怀，可谁会想到，这里既是他宦途的起点，也将成为他的终点。

　　明代的宁德，属“下邑”，人口不足3万，地瘠民贫。李尧卿到任之初，就发现地方渔业资源多被外来的“客户”所包揽，“主户”反而得不到实惠，地方矛盾日益尖锐。针对这一情况，李尧卿发布告示稳定民心，而后杀鸡儆猴，惩治了一批不法之徒，使“主户”“客户”利益均沾，地方得以肃静。

　　比起当时让人头疼的倭乱，渔业矛盾真算不上大事。

　　明世宗在位的时间里，特别是嘉靖三十一年到三十六年，正是东南沿海倭乱最为猖獗的时期。发生在宁德县的倭寇犯境事件，包括嘉靖四十年（1561年）宁德城陷在内，共达六次，其中四次都很倒霉地发生在李尧卿任上。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数百倭寇从南边的罗源县而来，直抵县城北门，见有防备，烧毁了山西按察使陈寓的府第，扬长而去。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三月，倭寇数百人自西北边的古田县入境，与官兵相遇于石壁岭大道。蝼蚁之师遇上虎狼之辈，结果官兵大败，备倭指挥使刘炌、参将王月被杀，虎狼之辈改走水路，由漳湾夺商、民船出海而去。

　　面对倭寇一次又一次的侵扰，李尧卿吸取教训，避免正面交锋，并坚壁清野，加固防御设施，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倭寇知道宁德县不是好吃的果子，不敢犯境，百姓赖以安宁。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春，李尧卿三年知县任满，本当升迁，因为特殊时期破例留任。三月底，巡按御史樊献科驻节建宁府，考察地方官员政绩，李尧卿奉命前往。城内居民失去主心骨，怕倭寇趁机来攻，惶惶不可终日，胆小的早就收拾细软逃到乡下躲避。暂时代理县务的主簿眼见稳不住局面，携带印信赶往闽北，面见樊巡按，李尧卿得以返还。经过三天三夜的日夜兼程，于四月初五日深夜抵达宁德县城。

　　李尧卿顾不上休息，分派壮丁加强防守，民心得以安定。四月初九日，得悉消息的倭寇抵达城下，见城头旌旗招展，方知有备，只得悻悻退去。

　　倭寇的第三次攻城，仍旧以失败告终。

　　对于倭寇的这一次攻城，万历、乾隆两版《宁德县志》俱无记载，倒是同治版《番禺县志》卷四十《列传九·李尧卿传》引《李氏家传》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初九日，贼至。惮其声，不敢攻。十一日、十三日，连遇贼，皆不攻。问守者：‘官何人？’曰：‘广东。’贼曰：‘广东人清正，我不攻。向贤令君借路耳。’先后去。时城内守御，势甚壮而兵实寡，不足制贼，故不追贼，乃逦迤吹箫而行。语陷贼者曰：‘宁德城多衣大红，是何统兵官。’又曰：‘云雾蒙蒙，兵士甚众。’时本春晴，贼顾见之如此，以为神助。”

　　以上情节涉及神鬼，颇觉荒诞，似不可信。至于倭寇所言“广东人清正”“多衣大红”“兵士甚众”等语，应是不具备攻城机会以后的借口。

　　另据《李氏家传》、何维柏《忠烈李太华死事传》记载，这次倭寇攻城过程中，李尧卿设埋伏擒敌十余人，巡按御史樊献科上奏朝廷为之请功。

　　嘉靖四十年（1561年）春二月，倭寇千余人由日本长崎扬帆而至，泊于六都云淡门（今八都镇云淡村），烧杀掠夺，并囤聚岛上，为长久计。狼顾虎视，觊觎着宁德县城这块肥肉。

　　同年八月，经过半年的准备，倭寇从云淡岛出发，由水路攻打县城东门，李尧卿见来势汹汹，与参将王梦麒达成一致，坚壁不战，倭贼失利返回老巢。

　　就在双方交锋进入白热化之际，李尧卿留任时间将满，以屡立战功，升浙江处州府同知，只是正式任命还未下达。有人私下议论，以嘲笑的口气认定李尧卿必走。于是下属私下打探，得到的却是李尧卿正色的回答：“任命书还没有下达，我目前还是宁德知县。况且这时候走了，谁又愿意来接任呢？”

　　李尧卿的两次留任，大大鼓舞了士气。为了打好这场持久战，他组织义兵，日夜操练，培养出魏、钟等姓的四百多名骁勇之士，成为守城的主干力量。

　　云淡岛上的敌人也在加班加点打造攻城器具，部署着下一场的侵略计划。

嘉靖辛酉倭乱前的宁德县城图

　　时间一天天过去，形势发生了不利于我方的变化，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即将在宁德这座古老县城上演。

　　嘉靖四十年（1561年）十月二十日，涨潮时分，倭寇率众千余人，驾小船百余艘，对宁德县城进行了猛烈进攻。船只密聚于城外东、南门码头，布置了三部“云车”（即楼车，古代战车的一种。一般在车上高高地竖一个望楼，可以侦查，也可以射箭攻城。）作为前队，直接攻打军事力量最为薄弱的南门“清晏门”，一时间“炮如雨集”，战斗就此展开。

　　面对这种情况，李尧卿与参将王梦麒仿效古人，“歃血盟众”，誓与城池共存亡。“忠义所激，士卒莫不思奋”，击退了倭寇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当时有一小撮敌寇通过云车爬上城楼，李尧卿持刀猛砍，力斃六七人，鲜血飞溅，把铠甲都染红了。有人主张逃避，李尧卿怕动摇了军心，就地斩首。义兵林应桂、孙文璘、孙文达相继战死，百户汪贞、白麟并部兵狼狈而逃。经过三天三夜的顽强抵抗，城内已无可战之兵，援兵又迟迟不至，二十二日深夜，飓风大作，药焰漫城，倭寇攻破清晏门，县城瞬间沦为人间地狱。

　　后人把这次历史事件称为“辛酉倭变”。

　　“辛酉倭变”是宁德历史上最为惨痛与耻辱的一次事件，我们可以从乾隆版《宁德县志》中感受到它的残酷：

　　“民兵独御三昼夜，被伤者多。城中铳药发火自烧。二十二日城陷，知县李尧卿、参将王梦麒、训导孙商伟俱死之，男、妇被戮及赴水死者无算。贼屯于城九日乃去，官舍民居及库藏案卷旧家法物载籍悉为灰烬。十二月，倭贼复来县，焚烧余屋，署印照磨屠大贞被执，院道以五百金赎之并其印信。邑人多以金赎子女。是年大疫。……计自丙辰迄癸亥，城郭乡村为荒墟者将十年，古今一大变也。”

　　按照乾隆版《宁德县志》的说法，宁德城陷是因为“（李）尧卿藐视倭贼，竟不申请救援”，在军事部署中出现严重失误，撤城西广福岭伏兵，敦促参将冯镇率部两千人返回省城。

　　事实果真如此吗？

　　嘉靖四十年（1561年）八月敌退之后，参将王梦麒率兵四千驻扎于县城西北的广福岭（今蕉北街道茶亭下一带），这里与北面的天王岭刚好形成一个隘口，第一次、第二次倭寇的攻城，走的是陆路，这里是必经之地，伏兵于此，既方便歼敌，又与县城形成掎角之势，县城有难，伏兵可以下山攻打敌人后路。

　　这样的安排，与当年陈宫在下邳，劝说吕布出城防守一个道理，李尧卿做事谨慎，不会“发昏章第十一”，做出如此不明智的选择，究其原因，与后面冯镇撤兵有关。

　　冯镇撤兵，是因为倭寇攻打省城，巡抚刘焘紧急召回，并不是出于李尧卿的主意，再说一个知县也没有这么大能耐。虽然乾隆县志记载是广福岭撤兵在前，冯镇撤兵在后，但笔者认为广福岭撤兵的时间，应该与冯镇撤兵同在十月，这时候冯镇已经接到命令，做好撤军准备。不仅如此，刘焘还雪上加霜，抽走了四百名义兵。情急之下，李尧卿只能调回王梦麒的四千人马，毕竟保住城池才是上上之策。

　　有着福安县、福宁州城的前车之鉴，李尧卿的这种做法可谓明智之举。

道光刊本《广东通志》卷二百八十·列传十三中的李尧卿传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三月，倭寇大举攻打福宁州城，军民誓死守卫，大战七昼夜，敌人被迫退兵，侥幸逃过一劫。

　　四月，一伙倭寇攻打福安县城，建宁卫驻兵轻敌麻痹，认为小股力量不足为惧，全队撤离（也可能是有意为之），慌乱惊惧的知县李尚德紧急召集民兵，仓促应战，结局可想而知，福安县城两天内就被攻破了。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军队机构和军职异常混乱，军队中有各级指挥使、千户、百户、总旗，还有参将、守备、游击、佐击等职位，还有总督、总兵、监军等等，给人的感觉除了杂就是乱，明初各系统各司其职，还算稳固，自英宗“土木堡之变”后，作为主力军的京师三大营精锐被消耗殆尽，各省对付内乱及边关战争，绝大部分都由世袭的卫所军及新建军队组成，战斗力极差。到了嘉靖后期，朝廷及地方更加腐败，国库空虚，粮饷不济，倭寇又都是亡命之徒，单兵作战能力极强，一旦战争爆发，官兵就只能是混乱且被挨打的份儿。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三月，宁德石壁岭之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倭寇仅有百余人，就能将备倭指挥使刘炌、参将王月的数千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王梦麒原本是福建都司署都指挥佥事，并代理福建行都司事，就因为石壁岭之战失利，受到处罚，改任参将。

　　官兵的无能，成为李尧卿组织义兵的主要因素，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抗倭取得胜利离不开义兵，为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李尧卿的过人之处。

广州番禺区水门村龙溪李公祠 罗俊雄 摄

　　宁德城陷、知县被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城，朝野震动，嘉靖皇帝龙颜大怒。情急之下，巡抚刘焘只能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死去的李尧卿。

　　反正死人不会说话。

　　但是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二月，针对宁德城陷一事，巡按福建御史李廷龙给世宗皇帝上了一道折子，参劾刘焘、指挥使张铨等人失事之罪。福建剿倭不利，刘焘早在几个月前就受到处分，被降职为山东右参政。世宗随即下旨逮捕指挥使张铨，并追赠王梦麒为都督同知，荫一子为指挥佥事，世袭罔替。追赠李尧卿为太仆寺寺丞（一作府通判），春秋祭祀，并荫子翁龄为国子生。

　　嘉靖后期，东南沿海倭患，西北俺答寇边，“南倭北虏”成为明朝两大外患。连年用兵，导致国家财政困难，民不聊生，再加上明世宗昏庸无道，用人不善，导致官兵征剿不力，倭寇冲州过府，如入无人之境。在这种背景下，朝廷为了维护自己的高大形象，官员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互相推脱，导致一些像李尧卿这样的无辜者沦为“背锅侠”。

　　倭寇屠城九天后退去，义兵找到了李尧卿的尸首，哀痛之余，以皮革裹归，地方官员为之收殓。就在明世宗给李尧卿平反这一年的夏天，棺木运回广州老家，城中百姓哀惋不已，地方官绅纷纷前往祭奠，并隆重安葬于府城白云凤凰山下。李尧卿门人增城举人刘维嵩（后登进士，官至大理寺评事）亲撰行状，曾任福建巡抚的南海人何维柏（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不仅写下祭文，还撰写《忠烈太华李君死事传》，对其壮烈殉国的事迹大加颂扬。南海进士慈溪县知县霍与瑕（礼部尚书霍韬次子）、同县举人顺天府尹黎瞻（“岭南前三家”之一黎遂球曾祖）、举人应天府通判庞嵩（王守仁弟子）皆有悼诗。

　　在后来的日子里，李尧卿还被入祀广州府乡贤祠、番禺县乡贤祠、忠义孝弟祠。万历五年（1577年）二月，明神宗追念李尧卿功绩，补荫其孙邦桢为国子生，备极哀荣。

　　在宁德，作为宁德县历史上唯一一位守城战死的县级行政长官，李尧卿似乎没能享受与老家同等的待遇。本县名宦祠内并没有李尧卿的位置，只是象征性地列入州、县志之《名宦》。接任知县林时芳重建城池之后，地方人士感于李尧卿的守土之功，在县城北门城隍庙之左建忠烈祠，祀李尧卿、孙商伟、王梦麒三人于其中,规模不大，官方也并不重视。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年），知县舒应元莅任，距离修祠不到三十年，他看到的却是一番衰败的景象，“本祠宇二重，止顿柱掩瓦，而枋壁牌位俱缺，围垣倾颓，乃为居民种茹之所。”墙倒屋塌，牌位不知去向，已经沦为百姓种菜的场地。舒应元将忠烈祠改作义仓，李、孙、王三公则附祀于县衙左旁的功德祠（戚公祠），以示“与难平寇其事一也”。

　　万历十九年（1591年），舒应元聘请邑人陈琯重修《宁德县志》，陈琯是“辛酉倭乱”的亲历者，还曾被掳至横屿，饱受屈辱，他在第四卷《名宦》中对李尧卿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做出了公允的评价：

　　“不幸倭变，失陷城池，非其罪也。盖城既单弱，又无外援之兵，虽墨子守无术。势穷力尽乃至破亡，以身死之，是亦得正而斃，于义固无愧也。”

　　李尧卿的守城死节，大义凛然，天地尚为之变色，其间还发生了两件颇为巧合的事情，特予罗列，作为文章的结尾。

明何维柏《天山草堂存稿·祭太华李太仆文》

　　何维柏《忠烈李太华死事传》媲美李尧卿为唐代坚守睢阳的名将张巡、许远，黎瞻的悼诗中也出现“千秋万岁名，可以并张许”,很巧就在李尧卿殉节的南城门附近，就有一座东平王庙，供奉张、许二烈士。而张巡的香火，又是在元季由李尧卿老家广东带回来的。

　　在倭寇扰闽的这一时期，先后有两位知县殉国，除了李尧卿，另一位是惠安知县林咸，牺牲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五月间，早了李尧卿三年。非常巧合的是，李尧卿、林咸不仅都是番禺人，而且同榜得中举人，后来又同一年到福建做官，死后都追赠为太仆寺丞（林咸一作赠府通判，又作府同知），史称“一榜双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