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笃/伟岸的身影

■弘笃

4月29日上午的宁德湿热而沉闷。因为会议，我大半个上午没有关注手机，未读微信信息竟达“99+”。我冥冥中有种不安——信息打开不到十条，手机跌落在桌上：陈忠实老师去世了。大家是知道我和陈老师熟悉才将消息发给我的。其实作为业余作者，我对陈老师敬仰已久，但交往并不多，近三十年更多的只是仰望这位文学大家的伟岸背影。

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知道陕西文坛有一个陈忠实，是1989年春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县城旧书摊上读到了1981年的《延河》第一期文学月刊“陕西作家小说专号”。在那期刊物里，我读出了路遥的浑厚、贾平凹的诡秘、莫伸的清新、邹志安的质朴……而对于陈忠实则有些一时琢磨不透。他的短篇小说《尤代表轶事》，对于一个十多岁没有经历过“四清”运动的初中生来说，读了三遍触摸到的不过冰山一角。至今隐隐记得，他是在以一定高度俯视那段历史，看似平静的文字中针砭时弊可谓针针见血，冷幽默和反语式表达，使人稍有疏忽便难以领略。文字的吸引力引起我对作者的极大兴趣，通过杂志上那张一寸见方的照片，我臆断陈老师一定是一位身材高大、举止稳健而又不失威严的乡间绅士模样。不料我的胡思乱想在三年后得到完全印证。其时，陈老师《白鹿原》刚刚发表，《陕西日报》周末版以整版的文字予以宣传推介，文字中传递着他的生活习性和几张指间夹着雪茄或立或蹲或坐的照片，使我对他产生久违的亲近，以至于在一个夜晚，我以十分不光彩的手段把学校宣传橱窗里那张报纸据为己有。

《白鹿原》洛阳纸贵的第一个冬天，我辍学成为西安西郊一个建筑工地最为年轻的民工。繁重的体力劳动把我所有锐气涤荡得浩然无存时，我用预支的伙食费购得平生第一本《白鹿原》。在汗臭味十足的工棚里，《白鹿原》给我带来一个个极不平静的夜晚——阅读中的那种精神享受与合上书闭上眼对人生的渺茫，以巨大的反差折腾得我经常转辗反侧彻夜难眠。我曾无数次扪心自问：难道自己一生都要消磨在这与水泥钢筋砖块打交道的繁重体力劳动中？生活在朝阳门内建国路旁省作协大院的陈忠实，是否会感知到西郊建筑工地上有一个与他当年一样钟爱文学的青年正面临无尽的惆怅？能否给他一些人生指导？这种想法竟使我鬼使神差两次赶往省作协，但每次只是在大门口转一圈，打量一番自己满身的灰土，又十分自卑地回到工地。有一次路过一家书店，看到陈忠实签名售书招牌和手捧《白鹿原》排队的浩大人流，我没有买书却也加入其中，目的是想向陈老师说几句心里话，最终除了远眺了几眼他的尊容，还是在手持书本的人们视我为异类的眼神里落荒而逃。当一切想象化为乌有，我只能以逃避现实的方式一遍又一遍阅读《白鹿原》，直到书的封面起皮，我不得不找来一张报纸包装时一下子豁然开朗——偏巧那张报纸上有一篇关于军旅作家高深的访谈，开头这样写道：“我没有读过书，但我给读书的人已经写了好几本书了，这一切应该感谢部队……”

受此启发的那年冬季携笔入伍，从此我的人生得以改写。在部队我当过报道员、新闻干事，十年前转业又从事文字工作。颇为感慨的是，在人生几次际遇不佳时，均因自己有些许舞文弄墨的本事得以成功逆转。那本用报纸包着封皮的《白鹿原》我当然一直珍藏着，它跟随我从陕西到北京，转战江西，目前静静地安卧在我的书房里。说来也是有缘，有两次探亲时跟随文友参加文学活动，有幸与陈老师谋面，有一次还获赠了他的名片。陈老师虽十分谦和，但我从不敢当面与他多言。如他所言“人生如同蒸馍”，我生怕自己的“文学蒸馍”刚起火，而因揭锅太早“塌火”。

我与陈老师开始直接交往始于2008年春季，宁德的几位文友要我提请陈老师签名《白鹿原》。我事先尝试着沟通联络，陈老师不仅满口答应，还说书就不要买了，他那里有的是。这哪里行？我还是买了几本《白鹿原》寄去，不到一周就接到陈老师电话。他告知我书收到了，又委婉地问我：“红都呀，你那个地方是宁德还是乡德呀？”我说“宁德呀。”陈老师说：“哦，那我记哈（下）了。”挂了电话我有些纳闷，随手在手机屏幕上按照自己的书写习惯写下“宁”字，选字栏里显示的第一个字竟然是“乡”，一霎时我真为自己的字迹潦草感到羞愧难当……

这次签名后，我与陈老师联系自然了许多，他的《李十三推磨》获奖、入选西安奥运火炬手、再次当选中作协副主席、电影《白鹿原》上映前夕等，我都不失时机地挂电话表示祝贺，在电话里陈老师总是十分谦虚和蔼，先呵呵一笑，然后说人家可叫他这个老汉如何如何。期间，我也麻烦陈老师给一些作家朋友提写过书名、写过短评等，而提起报酬，他则十分坚决而又坦诚地予以回绝，他说：为文学我只能干些这事了……为此我总是觉得内心很不安。

有个朋友经常往来于宁德西安之间。知道陈老师好喝酒，我先托这位朋友给他带去两瓶台湾酒，结果陈老师没有收，说自己只喝一点西凤酒；陈老师有喝茶习惯，我又托这位朋友带去宁德茶叶，他又没收，说他只喝陕南一种茶。陈老师好抽雪茄，有一次我手头有几包进口雪茄要这位朋友带给他。有了前两次拒收，这位朋友要我事先沟通好再带。我挂电话给陈老师，果然他又不要。他说自己只抽陕西本地产的一种雪茄。我惊讶地问，不是说那个厂家停产了吗？他说，自己的存货够这辈子抽了。

2011年5月，我出差去西安前得知自己一个短篇小说在全省奖获。在福州机场我将这一消息电话告知多年以来一直关注着我创作的陕西作协徐岳老师。我知道徐老师和陈老师有着四十多年的交情，随口说晚上能不能约陈老师一起吃个饭。徐老师说吃饭对老陈来说是个负担，试试吧。徐老师这么说我就没抱太大希望，不曾想陈老师那天真赏光了。那天晚上陈老师是挎着色泽斑驳的黑皮包走进包间的，挎包一侧还插着几份当天报纸。大家簇拥着他坐大位，他却执意把徐老师推了上去，理由是徐老师年龄最大，长者为先。事先朋友准备了珍藏多年的西凤酒，遗憾的是陈老师说自己年龄大了，已两年滴酒不沾，给自己要了一杯豆浆。那天晚上，与没有喝酒的陈老师交流依旧十分愉快。我们从半坡遗址说到大唐芙蓉园，从邹志安家的酸菜缸谈到作家待遇，从政府号召戒烟扯到全国反腐，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到了分别时我竟有些不舍。我顾不了其他客人，便送陈老师和徐老师下楼，目的是想多聊会。在电梯里，徐老师告诉陈老师我的小说在福建获奖的消息。陈老师眉毛一展连说了三个好，并叮嘱道：“你在福建给咱好好弄……”

如今陈老师驾鹿西去，回想起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似乎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的伟岸身影尤在眼前，“你在福建给咱好好弄”的教导依然回响在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