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亮/父亲

父亲是一名退休教师，已过古稀，但发不白、背不驼，手脚依旧麻利，能够看出他还是服从于岁月安排步入老年行列的，是脸上布满的皱纹和越来越差的听力，听觉神经的近乎坏死，使他即使戴上了助听器，依然听得十分吃力。三年前，父亲一段时间肩部疼得厉害，我与姐姐陪他到省立医院，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滑膜炎，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由病人及家属决定。当我和姐姐征求父亲意见时，他怔了好一会，回答竟然出乎我的意料：由我姐弟倆自行决定，他完全听从我们意见。当时，望着他一副不置可否的茫然神情，我心里一阵酸楚：曾经，父亲是多么富有主见和果断的啊！岁月真是无情，不管你是谁，愿不愿意，都会将你从朝气蓬勃拉向暮色苍然。

父亲生长在福鼎沙埕的南镇半岛。当时，我爷爷和奶奶也和村里的其他人一样，在多子多福观念影响下，共生有三男四女，父亲是家里的长子。大大小小九口人的生活，全着落在以从事布匹挑担买卖的爷爷肩上和养猪补网的奶奶手上。聪敏好学、成绩优秀，让父亲自然而然成为一家人的重点培养对象。在异地读完初中，父亲不负众望，顺利考入了闽东最早的培养农村教师的摇篮——福安师范学校。父亲深知家里供他读书的不易，因此特别发奋，在校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寒暑假一回到家，他便马不停蹄帮助家里拾柴禾、割猪草、喂猪食、刨地瓜，尽力弥补因求学外地在家务上的缺席，并当好弟弟妹妹的表率。50多年前，福安到福鼎，虽然已经有了班车，但因为车次稀少、车票紧张，更为了节省些钱，每年寒暑假，父亲总是坚持和学校里的福鼎同乡结伴步行回家，满是书本的行李、一根既可挑担又可防身的扁担，更有那年轻的读书人说不尽的共同话语，陪伴着他们两天一夜的归途。遥想当年，豆蔻年华，少男少女一路上播撒欢声笑语、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场面，父亲的脸上总会洋溢出青春的气息。

历史惊人的相似。二十六年之后的夏天，我和姐姐同时进入了福安师范学校，成为了父亲的小校友。那时的福安师范，是众多闽东农村初中学子向往的地方，校址已然搬离了父亲原先就读的地点，但入学“门槛”一如过去的高，最后被录取的都是各校的佼佼者。姐弟俩双双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父母亲喜出望外、激动不已，但随后担忧也夹杂而至，那时我才14岁，姐姐16岁，乍一离开父母，生活能否适应，深深为他们所牵挂。我清楚记得，9月份新生开学的时候，母亲早早便将我和姐姐要带到学校的生活必需品如皮箱、棉被、衣物等准备妥当。满满当当的一担行李，父亲不舍得让我们独自承担它的重量，更放心不下我们没有家人陪伴的行程，从家里出发，辗转福鼎县城，一路把我们送到了学校。上世纪80年代，福鼎到福安，汽车走的是104国道，弯多路远，须经近4个小时的颠簸。那时，父亲是一所农村完小学校的校长，在赶车、转车和抵校的时候，他全然没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矜持和生疏，与习惯于耕作的农民毫无二致，熟稔的挑着装满我与姐姐行李的担子，步履轻快、神色自如，尽管肩膀并不厚实，胳膊并不强壮，但那时的他，是我们的山。到了学校，陪着我们报好名，帮我们整理好床铺，归置了行李后，第二天，父亲便要回程了，我和姐姐十分不舍，送他到校门口时，姐弟俩早已泪眼滂沱，父亲也是眼眶通红，一番叮咛后，他转身离去。转身时，我看到了他抽动着的肩膀。寒假回家，父亲告诉我们，当时，他怕增加我们的难过，强忍着泪，可从学校门口离开后，在熙来攘往的人潮中，一路上眼泪是不停地掉，既是不舍得我们，也是担心乍一离开父母、还是稚嫩的我们的生活。时至今日，父亲与我们在学校门口分别时的场面，仍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他转身的一刻，让我不由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不同的背影，同样的父爱！

上世纪80年代末，固定电话还未普及，信件是我们和父母联系的最主要的凭借，姐弟俩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源源不断的通过信件传递给海边小镇的父母，家里一切安好的消息也通过家书，及时地传送到我们手里。家里的来信，大多由爱好文字的父亲书写，工工整整、端端正正，少有涂改，告诉了我们父亲写信时的专注。在家里回信的信封里，总是夹带着我们的去信，那是经过父亲阅读后字斟句酌对信文的修改，既有对标点错字病句的修正，更有对整体的点评，犹如老师对学生作文的阅批，详尽而细致。

写作，是父亲始终如一的爱好，他年轻时曾在声名远播的水生渔业村协助办过“船头快报”，踊跃投稿使他成为县委报道组的特约通讯员，在家乡算是小有名气的“笔杆子”。退休赋闲在家后，一支墨水笔、一本方格纸，就是父亲的天地，任由思绪飞扬，一篇篇或记录所在退休教师协会活动轨迹的报道、或回忆往昔时光的随笔、或追忆亲人的散文不时从笔尖流淌而出。一有文章写就，他总会兴致勃勃地给我阅读。这时的我，除了对父亲的文章和坚持发出由衷的敬佩赞赏外，更多的是希冀父亲能将这一爱好用来陪伴他的整个晚年，因为这样，就意味着父亲的身体和思维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