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翔/儒雅村名背后的故事

西铭村一角

郑寀塑像

福安康厝乡有个山村，村不大，村容村貌也很一般，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村名。通常村落名字以山水地形或族群姓氏起名，如里山、外村、张厝、李庄等，可这个村却起了个儒雅的名字，叫西铭。来此的许多人都对这个与地理、姓氏毫无搭界的村名感兴趣，本人亦然。

村处僻地，其貌不扬，何以起这么个儒雅的名字呢？于是，请教了当地朋友，他们细说了起名的缘由和村名背后的故事。

西铭，取自于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名篇《西铭》。《西铭》是提出“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所著的儒学经典文献之一，一直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这篇仅250余字的铭文，讲亲民，讲孝道，讲仁心，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辽阔的境界。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朱熹曾写《西铭解义》，并在雨中与弟子们登山时一路背诵、问答。显然，把铭文题目移作村名，这起名之人，必是有识之士，意在用传统价值观教育子孙后代，以光宗耀祖。

村落立于何时，村名又是谁起的？

从村口尚存的始建于元代的万寿庵横梁上捐造者名录和有关祠谱资料得知，迁村乃自元代郑万四先生始，起名亦为他所为。郑氏原住穆阳福苑利塆一带，因南宋灭亡，元军南下，烽火不断。至大元年（1308年），郑氏躲避战乱，来到这山窝里的万寿庵暂避。因家园被毁，无家可归，又见此地山清水秀，便在这里安下家来，肇基开业。他想，如今能避过战乱，安然无恙，乃先祖尊崇、传承理学之庇佑，油然而生对先祖与理学之感激，遂取村名为“西铭”，一则表示对先祖的感念，二则希望子孙也能步理学传承之后尘。

郑万四何以用村名来寄托对先祖和理学的感念，先祖中又有什么人对理学作过贡献呢？这还得从头讲起。

这支郑氏先祖入闽后落脚福州南台，旋迁长溪县西北乡穆阳福苑利塆，衍族二百年之久。这期间出了13位进士（其中武举进士2位），按村落比中举率是非常高的。这当中著名的有两位：一是郑之悌，二是郑寀。

先说郑之悌。

郑之悌（1155年-1219年）字梦锡，宋淳熙十四年丁未进士，历官料院国子丞、无锡县令、太常寺丞权知严州府，致仕湖北提举。为官地方其间，主导教育的从政方针，不追求速效的政绩工程，一直以职官身份传播理学。他与朱熹晚年得意门生、大儒陈淳关系很好。陈淳是龙溪人，宋嘉定十年（1217年）晋京应试，返回老家，路过严州（今浙江建德市），郑之悌邀其留下讲学。在此著书授徒一段时间。他们之间还有多通书信来往，阐明自己的治学观念。明万历《福安县志》注郑之悌“伊洛渊源”，说明其对儒学及朱子理学的传承做出了贡献。

再说郑寀。

郑寀是郑之悌的侄子，字载伯，号北山，宋绍定二年（1229年）甲科进士，官至南宋理宗朝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院事。乍听郑寀这名字，可能会感到陌生。但只要说起两件事，不少人就会想起这个人：一是他写了一首诗，促成了福安县治的设立；二是在福州鼓山最醒目的摩崖石刻“喝水岩”旁他的一方题刻。

当然，在福安，更多人知道郑寀是因那首促成设立县治的诗，那是淳祐五年（1245年）的事。据史料记载，长溪县议西北乡析县已二十余年，但县治选址悬而未决。身为殿中侍殿史的郑寀，力主县治设韩阳坂，呈诗理宗皇帝：“韩阳风景世间无，堪与王维作画图。四顾罗山朝虎井，一条带水绕龟湖。形如丹凤飞御印，势似苍龙卧吐珠。此处不堪为县治，更于何处拜皇都。”理宗遂御批：“敷锡五福，以安一县”，析长溪县西北乡地建立福安县，县治韩阳坂。理宗皇帝还赐郑寀御书：“北山澄庵”一轴。郑寀遂将自己家乡穆阳利塆所在的“永乐乡”改为“用儒乡”。应该说，促成福安建县和韩阳坂为县治，郑寀献诗立了大功。

福安建县后，士人依照郑寀的韩阳诗，演化出了“龟湖夕照、石门漏月、仙岫晴云、鹤岫朝烟、马屿香泉、南野桑阴、岩湖坂障、廉岭孤树、铜冠双松、东山雪霁”为韩阳十景。因此诗，郑寀成了韩阳十景的缔造者。

这是郑寀为家乡办的一件好事。据史料记载，郑寀在20年仕途中还办了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事情。南宋后期一代文宗、莆田籍龙图阁学士刘克庄所写的《枢密郑公行状》，对郑寀的为人为官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述。

郑寀自幼聪慧，勤学好问。“弱冠时，闻嘉兴有辅先生者，为朱门高弟，负笈往见，先生馆之，尽所以闻于文公者传焉”。在浙江二十余年，与蒋重珍、袁甫、陈埙等学者“皆雅重焉”。由于长期的刻苦学习，积淀了丰厚的知识基础，“故理学尤粹密，每于谏书讲卷发之。” 郑寀在皇帝面前议论，“词气恳恻，人主信之，学士大夫亲焉。”皇帝也认为，其讲述“理致透彻”“文字平正明白，议论忠实切至”。

郑寀不畏权贵，公正执法。郑寀初履职时授文林郎，任隆兴府观察推官，掌握勾狱讼之事。当时的侍御史汪刚中，是隆兴府人，汪听说当地寺庙一富僧过世，欲谋其财产，于是写信威吓利诱地方官员。对于权贵大官的威胁，小小地方官的郑寀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愤慨地说：“腕可断，笔不可曲。”表示要秉公处理，决不屈服。后有人从临安过来，传说御史大人非常愤怒，大发脾气，郑寀只当没听见。没多久，汪刚中真的给气死了。

郑寀在临安府尹赵与懽手下担任观察判官时，曾经手一起富家子弟争夺财产继承权的案件。当时宰相史嵩之偏袒一方，暗中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他的意图。郑寀拟文回复，表示要公事公办，绝不殉私舞弊。史嵩之恼羞成怒，并交代手下人干涉有关部门办案。在郑寀的公正主持下，最终也没能改变审判结果。郑寀对这两个“大官”插手财产纷争案的处理，显示了他公正执法的气度和不畏权贵的秉性。

淳祐年间，宰相史嵩之因父丧，夺情起复（即丁忧时间未满就起用），“因主和议，为公论所不容”。太常寺少卿、国子祭酒徐元杰上疏理宗皇帝，表示强烈反对史嵩之起复。随后徐猝死家中。朝野认为，这是史嵩之暗中指使人干的。当郑寀上疏要求昭白其事，以解朝野之愤时，朝廷即召命郑寀限期审结此案。郑寀反复审究，勘得徐元杰被毒是事实，但何人所为，线索诡秘，难得真凶。他重金悬赏捕贼，也无所获。郑寀于是上奏章请罪，以唐朝审理宰相武元衡被暗杀案时误杀无辜的史实，说明宁可逃盗而不可冤杀无辜。辩白说，在没有迹证与人证的情况下，要我在十天内，将徐元杰的医官、侍从、厨子等所谓嫌犯屈打成招，这我是做不出来的。他的想法类似现在“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

对于证据确凿的犯罪分子他决不枉纵。淳祐五年（1245年）以郑寀奏请，朝廷命有关部门对温大雅、程以升、吴淇、徐敏子等官员受贿之罪进行追究，对这伙贪官污吏予以严厉惩处。

郑寀来自民间，深谙民间疾苦。他为朝廷重臣后，敢于直谏，曾两次呈《正名器疏》，反对制度成为摆设，赏罚不公平，曰：“名器之轻，莫此为甚！”呼吁朝廷正名器，修制度。还对皇帝提出劝谏：“陛下修身之道未备也，纪纲非不欲严，精神岂能独运？朝廷之实未著也。方劾吏而徙官，当击奸而忌器，台谏之公论未伸也。”指出皇上虽能纳谏，但做得还是很不够的。在任用郑寀为左谏议大夫时，理宗皇帝对他说：“卿三年言责，议论纯正，无所附丽，故擢卿谏长。”

淳祐七年（1247年）八月，郑寀听说有人要劾他，即要求去职，晚上上奏，翌日清晨就离开。皇帝封福安县开国子，临安府洞霄宫提举，编修武经要略，赐衣带鞍马，未谢而赐。理宗皇帝还作诗题扇送行，诗曰：“秋思太华峰头雪，晴忆巫山一片云。去国时来犹未得，诗篇遥赠北山君。”

郑寀回故里后，与首任福安县令郑黼一起登临韩阳城内的一座小山，并题石纪事。后人因此命名此山为重金山（因理宗帝曾赐郑寀金带和金佩鱼，故称“重金”）,即今金山路。

淳祐八年（1248年）春，郑寀曾借居福州乌石山下。这时期交往的同郡官绅士大夫有：刘克庄、郑性之、赵师恕、陈昉、陆德与、姚希得、陈韡、赵彦晦、赵怵夫、曾公佑等。他曾与好友亲属同游鼓山，留下石刻（在今“喝水岩”石刻边上）：“郡人郑寀同周圭、王璞、郑自牧、张彊、方应泽、刘自、黄士赓游灵岩洞。弟宦、甥上官晟、子斿侍，四月既望。”

郑寀于淳祐九年（1249年）五月辞世，年六十二，奉赐于福清县万安乡灵德里镜湖山之原。存留性论、仁论、缉熙讲义、奏议若干卷，汇成《北山遗稿》。应乡民意愿，县令郑黼在福安城南峰下立“郑北山祠”（即北山书院）以纪念。明代穆阳乡民建“仰止祠”祭祀郑寀、缪烈、谢翱“穆阳三贤”。2009年，福安市人民政府在天马山森林公园立郑寀塑像，纪念这位历史名人。

郑氏一支迁村西铭后，耕读传家，赓续理学，明代以后又走出了6位职官，其中郑容为明洪武年间河南监察御史。他在西铭建有一座“容公书馆”，虽遭火毁，遗址依稀可辨。台阶、旗杆夹石和三重门的门墩犹在。书馆培养了人才，也传承了祖训与家风。

盛夏的一天，我们走进西铭。古朴的民居、葱绿的田园和依山环绕的茶园，这些与普通农村并无二致。然村口那郑寀塑像和路边墙上贴着的张载《西铭》文，和祠堂里那传承祖训的对联及革命烈士芳名录，却分明告诉人们，这是一块富有文化积淀和光荣传统的沃土。“以诗建邑寀公首绩千秋誉，凭德弘基西铭子孙万代贤。”这悬于郑氏祠堂大门前的联句，既寄托着先祖对子孙的期盼，也承载着时代对人们的希冀。

西铭，永远的西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