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庄”里的“大世界”

□ 许陈颖

散文易写难工。如何在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中写出独特的美感与体验，这关乎作者的审美趣味及文学修养。在福建的当代散文写作中，刘翠婵的乡土散文虽然数量不多，但她真诚地感受着土地上的众生相，在克制的书写中超越了一己悲欢的小视角，看到时代变迁背后那个更为广阔的艺术世界，从而打通了“小村庄”与“大世界”之间的精神通道，成为众多读者的阅读期待。

真诚，是个体与自然万物建立感知对应的心灵起点，也是所有艺术创新的基本要求。如果写作不能忠实于自己的心灵，身体的细微感受就无法被真实传达，也就没有新鲜的发现。在与故乡万物的真诚交流中，刘翠婵摆脱了公共文化想象的束缚，从而在浓烈的情绪与沉默的万物之间，找到一条属于她自己的表达通道。

她写牛羊吃草的场面：

羊生性胆小，见牛霸在那儿，远远地找一块地，像小媳妇，小嘴急急掠过草面，恨不得三口两口就吃好。吃着吃着就吃到牛尾巴下，牛尾巴一甩，把羊惊出一身冷汗，一下子蹿出老远。（《故乡草》）

她写耳豆花：

“它的花瓣是两只虚掩着的耳朵，倾听着大地上生长的信息。到时候了——豆秧爬得比谁都快，豆花噼哩啪啦炸开，一串串挂满秧藤。”（《庄稼开花》）

作者对这些细节的描摹，接通了感官的血脉，使知觉的触角更加精细、独到。同时又打通了各个感官之间的界限，形成新鲜活泼的感受，还原出一个生气勃发的村庄世界，读起来令人兴致盎然。这些奇警的比喻、曼妙的通感、生动的拟人，在刘翠婵的散文中比比皆是，比如“美好的时光”宛如“瓷器”一般莹洁，“翠郊的古民居”化身为“茶株上最金贵的嫩芽”，“初春”变成了“凉薄之人”，她把文字引到诗意、梦想、远方等事物的身旁，使这些掩埋在日常村庄里习见的事物展示出独特的审美趣味。

这些渺小的生命作为写作所依凭的物质材料经由作者心灵的转化向多维度撑开，包括与时代的对话、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对死亡的叹问等等，使她的散文从轻盈走向了深刻。《故乡草》是其中的典范之作。作者从草的生死，写到村庄的兴衰，再写到生命的轮回，表面上是写野草，但笔触伸向的却是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乡村文明所遭遇的社会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空心化是城镇化进程中所衍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村庄建筑因此衰败，曾经的乡村伦理，无以赋形，走向消亡。对于离乡的游子而言，“村庄与他们除了一息尚存的老爹娘外，已没有任何瓜葛。有一天，当爹娘死去，成了坟头上的草时，他们才会回来，然后，更彻底地离开。”那么，他们曾有的精神记忆将如何安放？他们身后是否还有真正的故乡？精妙的构思里潜藏着作者对时代的反思与追问，撑开了作品的深度与厚度。

不浮夸，不做作，让语言贴着作者的心灵体验并抵达事物时摇曳着作家的情感力量，这是语言技艺的精妙把握，也是心灵素养的写照。刘翠婵的散文极少在情感层面做过度地渲染，往往借用事实和经验的细节化处理构筑了作品内容的坚实，消解了传统抒情散文的空泛无力。

《我哥刘伟雄》描写兄妹们幼时离乡背井受尽冷落，没有尊严的生活铸就了他们的生命至痛，那些痛楚的情绪在隐忍的文字下涌动，忧伤而动人：“我们流落乡间，我们需要亲人。小人书，成了这个时节最温柔的手，就着村庄豆大的灯光，不停地抚摸着我们受伤的额头，和流泪的眼睛。”《木菊》写祖母，她以年迈之躯被遣离乡，领着全家七口在牛圈里度过春节；她声嘶力竭地，以“骂”驱走偷竹人；听说女儿病逝“无动于衷”……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但在这些具体、冷静的记叙中，无数个艰难岁月中以“硬气”对抗苦难生活的“木菊”们，纷纷从祖母身后的时代中走出。这种对于那个荒唐年代人们生存状态的解读，使刘翠婵的写作从私人的狭小视野中走出，呈现出更宽阔的精神视界。

刘翠婵说“人间一个小小的村落”就是她心里的“天堂”。“在风中摆摊的孤苦阿婆”“背着一只煎得金黄的鲳鱼去台湾探亲的妈妈”“因为丢羊而偷哭的老实表舅”“摔一跤再也无法爬起的太婆”等等，这些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里不仅有细小的悲伤，还有各式的坚韧，它们构成了触手可及的广阔人生。她从细微处入手，诗意的轻盈背后潜藏着对现实的深刻思考，这样的写作经验是值得珍视的，它打破了散文文体形式轻盈与内容厚重之间的壁垒，实现个体灵魂与广大人心世界的精神相接通，为乡土散文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