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柘荣上大学

□ 刘步明

在柘荣县生活了整整30年，最令我难忘的是在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柘荣教学班学习的那3年。

那时，在小县城办大学，是开天辟地的事。由于历史原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各方面人才青黄不接。国家为解决人才奇缺的问题，除恢复高考外，还挖掘教育资源潜力，创办各类业余大学和培训班，以应社会经济事业发展之需。于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世，她是一所采用先进媒体技术，通过广播、电视进行远程授课的学校，全国各县市只要有办学意愿、有生源，就可以申办分校或教学班。柘荣电大教学班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1982年4月的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福建电大招生的通知，心想，这恐怕是圆我大学梦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决不可轻易放过！1979年国家恢复高考时，自己的那股疯狂劲还记忆犹新。那时，我为了参加高考，辞掉手头所有木匠活，躲进小房间啃起书来。有人问我：“你现在老婆孩子一家4人，就靠你做工养家糊口，如果你去读大学，她们怎么办？”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卖房子读大学想必祖宗不会责怪我。”大有破釜沉舟之势。后来由于我没有上山下乡的资历，被取消了参考资格，至今想起来还令人心疼。电大是业余大学，正适合我就读，心想一定得赶上这班车。

那年是福建电大首届招生，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柘荣县录取了34人。教育局派郭长庚老师任班主任。郭老师向教育局借了一架三用机，向实小借了一间教室，就这样白手起家。

电大学习的艰难程度出人意料。说是广播电视大学，但那时远程教学的手段极其有限，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可以采用较丰富的现代技术教学手段，柘荣这样的山区小县城办教学班，连电视都没有，只能放录音磁带。每周星期六和星期天，集中听录音带10多个小时，枯燥得令人发狂。

业余学习时间的安排是学员们的一大难题。当年实行每周6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要长期坚持星期天听课，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每周六还占用了一天工作时间。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有工作单位，每周要请假一天，大家的压力很大，学员所在单位的压力也很大。好在那时全社会支持教育，只要教育局发通知，学员所在单位一般都会支持。但也有同学因为处理不好工学关系，与单位闹得很僵。有几个同学，或因自已无法坚持或因单位不肯支持，只得半途辍学，最后毕业时，全班只剩22人。

我是在柘荣县城关粮站泗罗洋粮库出纳员的岗位上考上电大的，我的站长到我电大毕业时，还不知道电大是怎么一回事。有一次，单位的电视机坏了，办公室人员正苦于找不到人维修，站长见了就说：“看你愁眉苦脸的，这点小事，找刘步明不就行了？”办公室人员一脸茫然地看着站长：“他会修电视？”站长说：“他不是读广播电视大学的吗？”弄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站长虽然不知道电大是怎么回事，却非常支持我参加电大学习。粮库工作有季节性，平常时间仓管员工作比较轻松，一到收购季节，可就忙得不可开交，白天黑夜都在收购场，连饭都得送到收购场吃。电大夏季期末考试正逢夏粮收购大忙季节，即便是在这种时候，站长不管收购场多忙，他都找人为我顶班，有时甚至自己上岗，好让我参加电大复习考试。

真正的艰难考验还在于考试。那时电大的考试很严格，都是闭卷考，监考老师严肃认真，考场严格程度不亚于高考。记得有一回考试，一门学科最后两题论述题为可选题，一个同学两题都做了，本想做完后“叉”掉一题不满意的，可是交卷时给忘了，人还没走到教室门口，突然想起来，于是掉头拿出笔想打“叉”，监考老师却坚决不同意，说考生离开自已的座位就不能再动试卷，为此还争执了一番，最后这位同学只好悻悻离开。试卷评分也很认真，差半分都不成，每学期总有几个学员被集中到省电大指定的外地考场补考。

班上大部分同学都知道电大学习机会来之不易，都想多学些知识，回馈社会，回报亲人。因此，同学们读书愈见刻苦艰辛，甚至连家人也得分忧。我也是如此，当年读书简直达到了如痴如狂的状态。那时3个孩子都很小，最大的女儿不足10岁，下班回家，妻子忙着做饭洗衣，3个调皮鬼滚爬哭闹，家里家外都闹翻了天，可是我躲在房间角落里照样读书写作业。白天挤不出时间就靠晚上，那几年我很少在12点前睡觉，经常看书看到凌晨1点多。妻子为了能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读书，把所有的家务都包揽了，以致于她不在家时我连饭都做不来。有一次期末复习期间，儿子感冒发高烧，她和我二姐在医院照顾了两天两夜没合眼，可就是不让我去轮替。她说：“你只要通过期末考试就可以了，别的不用多管。”

3年电大最珍贵的是同学们的友情。第一届电大学生的年龄、生活阅历等差距都很大，有的是乡镇、部门领导，有的是临时工，还有的没有工作。年龄也从十几岁到四十几岁，有两个高中刚毕业就考入电大的小弟弟，开始时还管班上几个年龄大的同学叫叔叔呢。就这么一群人，时不时派生出许多枝节来，我们几个年龄大的学员总是像大哥一样引导大家相互理解，增进团结。

电大没有校园，学员们每周两天听完录音带就各奔东西，很少集体活动，于是走家串门就成了学员们相互联系的最佳形式。找个风清气爽的日子，由两三个同学发起，从北街到南街，从上城到下城，挨家挨户的联系，经常两三个开始，最后聚起二三十人，同学们都戏称这种活动叫“滚雪球”。我偶尔也会约上几个“铁杆”，到隔壁农民家里打上几斤私酿酒，喝个天昏地暗，聊天侃大山。

为了增进同学们的友谊，教学班在毕业前采纳了同学们的建议，集中在县自来水厂的小山头上住了一个月时间，在那里查阅资料、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这1个月里同学们读了不少书，有时候就某本书、某个观点组织讨论，各抒己见，使3年来填鸭式的教学内容得以融汇贯通。

记忆最深的是教学班组织的一次春游，当时交通工具奇缺，一位同学的父亲为我们借到一辆大卡车，20多个同学站在那敞蓬的车厢里，不顾沙石路上扬起的滚滚飞尘，一路欢笑一路高歌地赶往宅中乡，再步行至西坪村的普觉寺过夜。宅中乡往西坪村，有一条五六里的山岭，沿老虎岗直插溪谷底部，人称“老虎岭”，又长又陡，看了令人生畏。当时意气风发的同学们哪管山高水远，一路成语接龙，一路欢笑，不知不觉就走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