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书
□ 周芬芳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年。我对父亲,却随着人生历程的发展而变得更加怀念深深。都说父爱如山,我却觉得父爱如书,轻伴左右又浩瀚无垠,无论时间过去多久,他在你骨血里撒下的爱,都始终指引并激励着你人生前进的方向与未来。
我的父亲正直宽厚、多才多艺、毅力坚强,命运起伏却一生努力不懈。在那个人才稀缺的年代,初中毕业的父亲,年纪轻轻就成为乡村教师,分别在长桥、岭下、漈下、甘棠、长坋、九洋、康里等多地任教。父亲17岁站上讲台,自此全身心地把自己交给了教育事业。但是,时逢1960年屏南特色的“三反”暨“民主补课”运动,使他被迫离开了挚爱的讲台。随后,在幼儿园任幼师的母亲也跟着被下放了。此时,家中上有多病的老母,下有三张小嘴嗷嗷待哺,生活的重担扎扎实实地落在父亲肩头,于是,这位文雅的书生便甩甩衣袖回到棠口老家锄田种地。据说初务农事时,他连田埂都垒不来,但生性乐观又坚强的父亲,居然凭着双手一把一把地捧起泥巴,硬是将田埂给堆了起来。
父亲常说,肯学肯干,再困难的日子也会过去。在那个极端艰苦的岁月,很多人家为了换几斤地瓜米,都把自己的女儿许给别家做童养媳。我的父亲却坚决不允许我和姐姐走童养媳之路。不仅如此,他还特别重视女儿们的教育和学习。文革时期,整个社会氛围都不重视读书,我当时年幼尚且处于小学阶段,再加上家庭背负着“黑五类”的包袱,自然对读书学习没有多少兴趣。那时,我常常偷溜到邻居姑奶奶周永穗家里去学女红,去绣花、挑花、编织麻线等等。父亲知道以后,严厉反对。他认为这个特殊年代,孩子们为了补贴家用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田地里帮助劳动,若再有空闲,就应该利用来多读书多学习。他暗暗叮嘱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读书学习。而他自己,即便在人生最为苦楚的时候,依然常常在晚上歇工后躺在床上看书,这,是那时的我最难理解的。
及至上初中,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除老师的精心栽培外,这背后少不了父亲的悉心辅导。父亲深入浅出、灵活有趣的讲解,常常让我茅塞顿开。记得刚学浓度配比解方程时,我对那些抽象的概念迟迟不能理解,为此我常闷闷不乐。父亲知道后,随手拿来两个水杯,放入同等多的草木灰,边加水边讲解,简单的一番演示,让我一下子就理解了艰深的概念。父亲还常拿古文里的数学题来考我,并教我许多速算法。“远望巍巍塔七层,红光点点倍加增,共灯三百八十一,试问尖头灯几何?”他考我的这道数学题,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常常会想,父亲站在讲台上,那风度翩翩、神采飞扬的模样,一定非常深入人心。
尽管成绩优异,但作为“黑五类”子女,我原本是没有资格读高中的。可父亲始终坚持,并让母亲陪着我三番五次去县宣教组报名。几番艰辛周折,终于争取到一个屏南三中扩招的宝贵名额。高中毕业后,我也成了一名乡村民办教师,虽然薪资微薄又离家颇远,且父女不能常见面,但每次回家我都能感受到父亲的欣慰之情。回家的日子里,他常常兴致颇高地和我讨论教育教学的方法,传授我各种教学经验,并嘱咐我即使已为人师,也不能停止学习。那时,能有一本《新华字典》便十分珍贵,父亲叮嘱我要勤读多阅。
父亲博志广学,古文、书法、武术、二胡、戏剧等方面皆涉猎颇深,但父亲自己并不为莫须有的身份介怀,唯独因此牵连子女生活前途,才让他黯然神伤。1977年恢复高考,我参加考试并且通过了厦门大学的分数线,想不到最后却因政审不过关而未被录取。父亲为此非常难过,即便被批斗时父亲也从未因生活疾苦而流泪,然而此时,他却背着我们偷偷抹泪。那时,我在忠洋初中部任民办教师,每月工资已有三十多块,对生活已经知足,便反过来宽慰父亲。父亲对我深觉亏欠,却不忘鼓励我来年再考,他总觉得一定会有希望和办法。第二年我改报中等师范学校,为了能够被顺利录取,根据县招生委员会的紧急通知,我三更半夜起床写下了“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材料。在那份材料里,我含混不清地写着:“我保证在政治上坚决与父亲划清界限,在生活上因读书求学没有生活来源还需父亲的帮助……”后来,我顺利被宁德师范录取。就在我入学不久的1978年底,父亲也终于得到平反。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始终如鲠在喉,而父亲则一如既往,平和宽容,在时代洪流的抛掷中坦然承受着社会和个人的命运。
父亲平反后恢复了教职,重新站在讲台上的他意气风发,后来,又调任到县城协助周永彬校长创办城关中学(现屏南职业中专)。学校草创,事务烦杂,父亲不辞辛劳,兢兢业业,在热爱的事业上燃起生命的光亮。那几年,父亲还为辅导多位年轻人高考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父亲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地引导我们“面对困境坚持不懈,面对顺境积极进取。”1988年,我在屏南二中教书时,终于考上厦门大学开始了深造,这不仅让我自己的学业更进了一步,也让父亲得偿夙愿。可就在第二年,父亲病了,且一病不起!在厦门大学念书的第三个期末考试期间,我接到父亲病危的来电匆匆赶回。“书,考好了吗?”这是他离世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那年,父亲68岁。
父亲对于子女读书上学的重视,源于他认为知识能够指引人的生活。我在1981年出嫁,当时的风俗很流行准备金银首饰作为陪嫁物,父亲却用两个月的工资,买了《辞海》《辞源》《家庭日用大全》等书籍作为我的嫁妆。有人取笑父亲是“嫁妆不够,书本来凑”,但其实,当时的10块钱已经能够买到一副很好的银手镯。父亲的良苦用心只有女儿明白,而父亲这一本大书,才是我获取人生知识和智慧的源泉。
父爱如书,我会永世珍藏与品读!
责任编辑:郑力炜